清末举人、盐城学者陈玉澍在撰写《孙氏宗谱》序言中曰：“吾盐孙氏有三大宗，一为本城孙氏箨庵学士（孙一致）最为知名，一为大孙庄孙氏东海给谏（孙榘）最为贤达，一为高作庄孙氏硕揆禅师。”

硕揆（1628－1697年），生于崇祯元年，江苏省建湖县高作人。俗姓孙，号借巢，硕揆是其法名，人称硕揆原志禅师。父孙升，母天水老人。

硕揆的少年时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公元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清兵南下，天下大乱，时局动荡，社会混乱。许多江苏士子投笔从戎，投入到反清的斗争中去。“任侠好义” 的孙氏父子也参加了反清的队伍，在“梁宋齐鲁”的大地上和清兵战斗，“足迹几遍”。公元1647年，孙升死于清军之手，时年二十岁的硕揆目睹了父亲殉难的过程，并且看清了杀父的仇人。国仇家恨，硕揆数载追寻，终于在三年后手刃仇人，报了父仇。随后祭告父墓，“削发入山”。

硕揆出家的地方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投海州佛陀寺元玺长老为师”，一说是“至通州佛陀寺出家”。不久后，硕揆来到杭州灵隐寺，嗣法具德弘礼门下。“寻诣灵隐，秉春戒冬，随具和尚，挑柴运米，暇则研究古德宗旨，求到其未到，如是者十三年，而后受付嘱”。具德弘礼是禅宗三峰宗的创始人汉月法藏的弟子，曾主持杭州灵隐，其道大振于江淮之间，随众七千。

硕揆投奔具德和尚后，十三年才正式入室。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一次和一位老居士闲聊时谈及此事，老居士说了八个字，“杀心过重，尘缘未了”，又补充说，要放下“执着心”谈何容易。事实也确实如此，康熙初，清廷“举山林隐逸博学鸿词”，侍郎严沆、巡抚慕天颜疏荐硕揆的同乡好友、隐居射阳之濒的宋曹。时任扬州上方寺方丈的硕揆立即致书宋曹，陈说利害关系，要求宋曹要像“岁寒之松”一样“不曾改柯易节”，不去做清廷的官。细读这份《僧原志与宋曹书》可以看出，具德老和尚花了十三年时间点化硕揆，但硕揆反对清廷的“执着心”仍未放下。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反清复明的斗争也日趋平息，硕揆的立场也逐步松动，岁月渐渐地磨平了硕揆心头的创伤，带走了恩恩怨怨。当他的友人钱圣桢应湖广总督佟岱之聘，去担任佟岱的参谋人员，在与硕揆告别时，硕揆就没有坚决反对，并作《送钱圣桢赴佟方伯楚幕之招》诗以赠：

江月照孤舟，有客鸣素琴。

天风指端起，调高思何沉。

借问所念谁，楚国有遗音。

庾月南楼好，陶柳西门深。

羊公岘山顶，今有谁登临？

思欲一相访，芳踪何处寻？

寻此亦云易，远行难为心。

 这首诗既写了离别之情，更多的是记叙楚地名胜古迹，风物人情。这既是给朋友提供游览指导，也是硕揆自己对旧游之地的缅怀，诗写得很潇洒，明快流畅，清健俊雅，甚有韵味。

 康熙元年（1662），硕揆住持扬州上方寺，大倡汉月法藏三峰之学。翌年移泰兴庆云寺，学者风从。《大藏经》高僧语录栏和《正源略集》中均有其在庆云寺讲经开示的语录。康熙十一年，迁三峰祖庭，不逾岁，气象一新。康熙十八年，移镇江五洲。康熙十九年，移扬州善庆寺。康熙二十年，移杭州灵隐寺，崇饰院宇，革除陋规，兵燹余迹得以廓清，主灵隐寺居十二载，退返三峰。史书上记他：“凡历七会道场，所至修举废坠，规模一新，而灵隐、三峰尤多功绩。至其锻炼学人，随机开发，杀活并用，一本三峰家法。”

至此硕揆终于成为一代“才高学博，法眼精明，机辩逸群，钳锤迅捷，所交皆为当世知名人士，往来尺牍不少精语”的得道高僧。

史载：“（硕揆）初习世学，读书有慧思。”《盐城续志校补》卷二《静慧禅师原志传》则说：“幼读书豪迈，负大志”。尝自谓：“男儿生天地间，不能回百川使其西驰，非夫也。”后来，硕揆与王士祯、孙一致、宋曹、冒辟疆、陈其年、王译弘、翁叔元、钱陆灿等当时名流皆有交往，严虞崞、沈近思等学者都曾投其门下问学，而以后成为显宦。

硕揆曾为常熟举人钱陆灿撰并书“相重相对”的名对联一付，挂于室中。联云：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这副十言联中重了七字，很少见，一直被研究中国对联理论的人士所推重，认为是中国“相重相对”楹联的最高水平之作，陆震纶的《楹联概论》一书中将该联作为“相重相对”联的典范来进行研究。

硕揆还曾为康熙二十七年重刻的《字汇》一书题辞（相当于再版序）。《字汇》系中国明代梅膺祚所撰，共收 33179字，为明代至清初最为通行之字典。《字汇》解释字义通俗易懂。其编排体例，即偏旁分部检字法,一直为后世《正字通》、《康熙字典》等所遵循，成为中国字典主要编排方式之一，是我国字典发展史价值很高的一本书。能获请为该书作题辞，肯定是文人中的佼佼者。

硕揆还是一位精于书法的高手，虽然文革期间硕揆藏于庆云寺的墨宝毁于一旦，但至今我们仍能看到他的传世书法。墨宝为行书七言诗：

风云非复论相从，讶有丝纶古寺逢。曾说山中能变豹，果然壁上欲飞龙。护僧人去英雄尽，佞佛辞颁雨露重。天眼法身随世界，更于何处觅皇封。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硕揆聚众说偈而示寂,世寿七十,清廷赐谥静慧禅,有法嗣二十八人,硕揆圆寂后，其塔即门人沈近思（后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太子少傅、谥清恪公）为报师恩所建，在三峰寺后九里坡北之中峰禅院，翁叔元作铭，钱陆烂为行状。

硕揆禅师著有《七会语录》行世，另著有《借巢诗集》，可惜至今已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