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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宁、马祖毅:筚路蓝缕,以启“译”林 ——马祖毅教授访谈实录

发布日期:2018/2/20 15:56:55  阅读:2259  【字体:
 

马祖毅,1925年生,笔名田海、雨江,建湖县建阳镇马厂人,马为瑗之孙。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翻译家著有《皖诗玉屑》《中国翻译简史》《汉籍外译史》《中国翻译通史》《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译本书目》,译著有《无期徒刑》《榕树叶子》《瞭望塔》《兔子归来》(以上为合译)《面包树》《芳丹马拉》等,诗集《漱石吟草》《求得一斋诗存》《四爱居韵语》《击缶小唱》。《中国翻译简史》获安徽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这篇口述史实录中,我国著名翻译史家、瑞典皇家艺术学院荣誉博士马祖毅教授回顾了《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汉籍外译史》和《中国翻译通史》三部翻译史专著的成书始末,讲述了史料收集整理过程中鲜为人知的艰辛,并对今后翻译史研究提出了中肯建议和殷切期待。马祖毅教授强调,从事翻译史研究必须具备扎实的国学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淡泊名利的平和心态。

马祖毅,字士弘,号惠庵,1925年6月生于江苏省建湖县。幼承庭训,六岁入私塾,国学功底深厚,擅作旧体诗。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先后执教于芜湖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和安徽大学。马祖毅教授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开我国翻译史研究之先河,对翻译学发展影响深远。1996年离休后,马教授笔耕不辍,相继推出《汉籍外译史》《中国翻译史》(上卷)和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三部专著。其中,2006年出版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以四百万言系统梳理了中国三千年译史,清晰勾勒出中国翻译活动发展脉络,并将史上重要译家及其翻译理论进行整理评析,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对翻译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16年11月,恰逢《中国翻译通史》出版发行十周年之际,笔者前往马教授家中拜访,就几部翻译史著作的编著始末及翻译史治学方法当面求教,根据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并经马教授本人改定。

马祖毅教授与《中国翻译通史》

潘佳宁(下文简称“潘”):马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当代翻译(学)家口述史研究”项目的专访,分享您在翻译史研究领域的真知灼见。拜读教授惠赠的诗集,得知您幼年开蒙时受家学影响,在私塾阶段就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首先请您谈谈家学渊源及幼年私塾学习的情况。

马祖毅(下文简称“马”):我家祖籍江苏省建湖县。祖上都是读书人,祖父晚清时任州县官,叔祖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家父马锡川(1901—1986),字鲁山,号小蘧,中学毕业后考入唐山交大(笔者注:今西南交通大学),后来在建湖和东山当过语文和历史老师,著有诗集《鲁山遗草》。到我这辈儿,我是长房长孙①,家里对我的教育格外重视。从五岁开始,父亲就让我背诵《诗经·国风》和唐诗绝句。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常常把我关在书房里背诵。记得有一次父亲让我背《诗经·关雎》,我年幼贪玩,没有认真背。到第二天父亲考我时,我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背:小水鸟,关关叫。在哪里,河滩上。结果被父亲关在屋里,狠狠地揍了一顿。

我六岁正式入私塾,先后跟四位塾师学习。第一位是我三伯父马锡赞,他早年留学法国,但学未有成就辍学回国。具体因为什么,我不得其详,只听说是精神受过刺激。尽管如此,三伯父教我们几个蒙童还是绰绰有余的。当时他带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还有《幼学琼林》。第二位塾师是位老夫子,名字记不清了,据说晚清曾应考科举,会写铿锵的八股文,他教我们读《左传》,每月布置命题作文两次。老夫子教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走了。第三位就是我父亲。因为日本人占了盐城县城(笔者注:1938年),我和同族的孩子被迫辍学回家,父亲不忍我们耽误学业,就亲自在家教。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特别,他不但要我学习文言文,还要学白话文,读书写字要用两种文体同时进行。记得文言文读的是《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白话散文读的是鲁迅的《雪》、朱自清的《背影》,还有周作人的《苦雨》等。我最怕背白话文,总觉得不如文言文那样琅琅上口。每次背诵白话文,不是这儿漏一句,就是那儿掉一字,经常挨父亲训斥。此外,父亲还专门为我选定了两种课外读物:一是梁启超的两卷本《饮冰室文集》,还有一种是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我都很喜欢看,而且受益颇多。最后一位塾师叫薛宗元,因为擅写旧体诗而闻名乡里,人称“才子”。他为人十分潇洒,言谈间往往露出不羁的才气,我对他印象极好,他对我日后作诗、译诗影响很大。我从14岁开始作诗,也出过几本诗集和译诗集②。小时候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您是哪一年考入复旦大学的?为何选读英文系?

:我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读书阶段恰逢战争年代,到处都在打仗,求学之路真是一波三折。1938年日本人占领了盐城县城,烧杀抢掠,整个盐城被夷为平地。当时我正在建阳高小读四年级,学校被迫停办,我辍学回家。为了能拿到小学毕业证,我跟着塾师薛老师(笔者注:薛宗元)到几十里外的学校去参加毕业考试,后辗转到吴县一中读初中。1945年,我被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录取,读了三年高中。期间,我参加了大学生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协助《苏州明报》办文艺副刊《葑菲》。1947年毕业后,我曾为江阴炮台地下党和太湖游击队做一些外围工作,1949年6月进苏南公学学习,8月编入农村工作队下乡土改。调回城市后,我被分配到无锡地方国营缫丝三厂工作。因为我会写文章,厂长让我给他当秘书。1954年,由于当年全国中学毕业生人数达不到大学计划招生人数,我便以调干生③身份参加了考试,被复旦大学录取了。至于读英文系实属巧合。当年我填报的志愿是南京大学德文系,希望毕业后可以做些笔头翻译工作,可能是因为当年我的英文听力和口语还不错,最后被复旦大学英文系录取了。

:“文革”期间,您曾因为之前发表的一首诗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分子”,接受“两集中”改造,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早先,我曾在《合肥晚报》发表一篇小文,其中引用了宋人汪若楫的诗句“西风不是吹黄落,要放青山与客看”。④“文革”爆发后,有人翻出这张旧报纸,批评其中“西风”二字有悖伟大领袖“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分子”的帽子,派到农场接受“两集中”改造,即上午集中学习,下午集中劳动。季羡林先生当年是“三集中”改造,除了集中学习、集中劳动外,晚上还要被关“牛棚”,彻底失去人身自由。我是“两集中”,晚上是自由的。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接触翻译,并对翻译产生了兴趣。我晚上闲来无事,读些英文小说打发时间,小说都是我偷偷从家里带去的。我一边读一边从中收集英语同义现象表达法,整理出常见动词的不同英文表达,编了一个小册子,像简易汉英翻译词典。文革后期,我回到安徽大学执教,指导学生翻译联合国文件,为了让同学们尽快掌握基本的英译汉技巧,我临时编了一本小书,介绍常见的翻译方法,供同学们学习参考。正是这两本文革期间编写的小书⑤,我逐渐对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有日后的抛砖引玉之作。

马祖毅在文革期间编写的《英语常用同义现象表达手册》(1997)和《英译汉技巧浅谈》(1980)

:作为建国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翻译史的专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下文简称“《简史》”)首开我国当代翻译史研究之先河(穆雷,2000:45)。上世纪80年代,我国翻译史研究尚属空白,您为何选择翻译史研究?在没有前人研究基础和文献检索手段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当年您如何进行文献收集与整理?编写这本《简史》前后用了多久?

:上世纪70至80年代,我在《翻译通讯》《中国翻译》和《安徽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一些小文,介绍玄奘、彦琮、徐光启、严复等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翻译家⑥。1976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找到我,约我写一部中国翻译史。恰好当时我对翻译史研究颇有兴趣,而且在此之前的确没有一部系统介绍中国翻译史的专著,于是我就迎着困难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历史不能杜撰,既然决定写翻译史,就必须收集翔实的资料。当年没有电脑,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难度很大,在大量文献中搜寻中国翻译史相关资料无异于大海捞针。多亏自己有点儿古文基础,通读古代文献还算顺利。即便如此,收集整理工作的进度仍然很慢。我先从《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入手,旁及《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大唐西域记》《管锥编》《旧文四篇》等相关著作,同时借鉴梁启超、季羡林、汤用彤、任继愈等前辈先哲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全面地广罗史料。我以“译”字为检索对象,进行快速通读,凡是遇到“译”字则放慢速度改为精读,将其中有价值的内容誊抄,以备后用。因为有教学任务,所以每逢周末我都要跑到安徽省各大图书馆去找馆藏书,查缺补漏。经常是一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翻阅文献,誊抄史料。我的女儿当时随母亲在上海生活,她还在读书,也帮我搜集资料,只要遇到与翻译相关的内容都抄下来寄给我。尽管这只是一本简史,但从1976年接受出版社邀请到最后成书出版,前后共用了八年⑦。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书影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书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八个字,您当之无愧。可以想象,在没有网络的年代,资料收集工作何等艰难。方梦之教授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评价《简史》是“我国翻译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张映先、仲文明,2011:399)。1998年您又推出了《简史》增订版,进一步补充丰富史料,您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们钦佩。

:坦诚地讲,《简史》是一部尚未写完、极不成熟的作品。尽管已经竭尽全力,但依然存在不少缺憾。我曾在后记部分中写道:作为《中国翻译简史》,还应补上这样两章,即“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翻译活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两个阶段虽然只占六十来年,但翻译的作品内容却极为丰富。但就手头所积累的材料来看,暂时还难以成章,只好俟诸异日,作为续篇(马祖毅,1984:333)。另外,我认为书写中国翻译史应该分为口译和笔译两部分,但由于个人能力水平有限,口译史料收集得不够,因此《简史》一书主要以笔译活动为脉络编排史料。

:1997年,您与任荣珍⑧合著的《汉籍外译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汉籍外译史》打破编年体的书写惯例,采用国别体体例,对中国典籍对外传播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当年为何选择典籍外译史研究?编著过程中二位如何分工?前后耗时多久?

:实际上,《汉籍外译史》是湖北教育出版社唐瑾同志布置的命题作文。当年湖北教育出版社策划推出一套“中华翻译研究丛书”⑨,旨在“从多方面探讨、记述中国翻译的渊源与发展,成就与不足以及翻译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影响和贡献,促进中国翻译事业的新发展”(马祖毅、任荣珍,1997:720)。这套书对翻译学发展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因此,有机会受邀编写其中的两部,即《汉籍外译史》和《中国翻译史》(上卷),我感到非常荣幸。中国典籍外译,与外国文献汉译活动、少数民族间的翻译活动一样,都是中外文化交流传播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翻译家,像玄奘、林语堂、熊式一、梁宗岱等人,都曾经将我国优秀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作品推向海外。因此,研究中国典籍翻译史也是中国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我自知能力有限,想在汉籍外译史领域收集完备的材料,绝非易事。以世界之大、涉及国家和语种之多、翻译历史之悠久,凭一己之力难以应付。于是我邀请了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任荣珍共同合作,她精通俄文和英文,在文献资料方面优势明显。我与任荣珍同志分头搜集,随时交换意见。这样一来可以避免重复工作,二来可以随时调整商榷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我们首先按照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两个部分展开资料收集工作。我们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期刊、报纸和图书,光是收集资料这一环节就花费数年。资料汇总后,根据我们手中占有的资料量体裁衣,设计全书布局。鉴于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的资料比较丰富,就分编成3章,即成书后的第二、三、四章。其中第四章专门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情况,共涵盖47个国家和地区。自然科学著作的资料我们收集得不多,而且大多属于“一书一译”,于是汇编成一章(第五章),章内以书名为节。第六章专门介绍中国译者对外传播中国典籍的翻译活动,时间跨度从北魏起顺延至当代。加上第一章“绪论”,共6章。《汉籍外译史》的编撰进度也很缓慢,从1991到1997年,这本书共用了6年时间。即便如此,也只能算是勉强成篇,挂一漏万,仅提供一个概貌而已(马祖毅、任荣珍,1997:718)。

《汉籍外译史》(1997)书影

:在《汉籍外译史》出版后,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赞其“提纲挚领, 框架明晰”(雷铭,2012:215);毁之者则批其“编校草率,漏洞百出”(许冬平,2011:5)。曾有一篇题为“《汉籍外译史》还是《汉籍歪译史》?”的书评,言辞非常犀利,您是否愿意谈谈这次书评风波?

:我平日很少看书评,即便看了,也是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对于批评我始终持欢迎和感激的态度。《汉籍外译史》出版后,大概在1998年,湖北教育出版社转来了一篇书评,题为“《汉籍外译史》还是《汉籍歪译史》?”,作者署名牛牛,标题中的“歪”字用大号字体、加粗,非常显眼。出版社希望我回复,我便按照出版社提供的地址给牛牛先生回了一封信。在回信中,我首先对牛牛先生表示感谢;书评中指出的人名前后不一致、英文拼写和标点符号的错误,我都承认。此外,我还在信中检讨了由于校对环节的疏忽影响了《汉籍外译史》的质量,并承诺引以为戒⑩。信寄出后没有收到回信,我以为此事尘埃落定了。不想十几年后,湖北教育出版社又转来《光明日报》2011年8月21日第五版刊登的“《汉籍外译史》还是《汉籍歪译史》?”,题目与上次完全一样,但作者署名换成许冬平。在文末新增的百余字中,许先生告诫像我这样只懂一种外语的人不应该自不量力去写涉及多国语言的书;同时还指出湖北教育出版社不该出版诸如《汉籍外译史》这样的“歪”书。我不想为此事再起波澜,便给《光明日报》的责编写了信,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随信附上几年前牛牛先生的书评以及当时我的回信,还将《中国译学大辞典》中陈玉明教授对《汉籍外译史》的评价也一并寄去,是非曲直由他们定夺。

:下面请您谈谈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下文简称为五卷本《通史》)。许钧和朱玉彬(2007:454)曾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详实阐述历代翻译活动、解释翻译发展规律的重要史学著作”。请您回顾一下五卷本《通史》的编撰始末。

:早在1984年《简史》出版后,我就陆续收到读者和朋友们的来信,他们都希望我可以续写“五四”以后部分。同时,我自己也认为续写中国翻译史是心中一个梦想,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实现。我曾作过一首七言律诗,题在《简史》增订版中代序,其中“十年荏苒未完篇,坐不心安债尚缠”两句正道出我内心的不安:离《简史》初版已经过去了15年,但续写简史的心愿尚未完成。所以后来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唐瑾同志找到我,提出续写《简史》时,我便欣然接受了。

按照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五卷本《通史》,而是《中国翻译史》上、下两卷。1996年从安徽大学离休后,我就着手在原来《简史》的基础上,继续补充中国翻译史古代部分的资料。1999年,《中国翻译史(上卷)》出版后,我开始整理五四运动后近90年的翻译活动,为下卷收集资料。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该时期内翻译活动却蓬勃发展,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量巨大。为了能早日完成任务,我组建了一个18人的编著小组,既有校外专家,也有安徽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安徽理工大学的程永生教授负责撰写“国内现当代研究翻译理论之概况”;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的任荣珍负责撰写“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外国文学在中国”;范祥涛(现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负责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王晓凌(现为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负责“外国文学在中国”(涉及美国、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文学);我女儿也参与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编撰工作;我自己负责第一卷“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以及第四卷“海外谈中国的种种译本”“国人的外译汉籍活动”和“国内各民族的语文翻译活动”部分。

在诸位的通力合作下,资料收集工作进展顺利。年轻的同志充分发挥现代检索技术的优势,收集整理出丰富详实的史料,仅现当代部分就多达三百余万字。于是出版社决定,将现当代部分编成四卷:第一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篇”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篇”两部分;第二卷专门介绍“外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情况;第三卷则是“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篇”;余下几部分,包括“海外谈中国的译本篇”“国人的外译汉籍篇”“国内各民族的语文翻译篇”以及“国内现当代翻译研究理论的概述篇”,合编成第四卷。加上之前出版的《中国翻译史(上卷)》单成一卷,合编为五卷本《通史》。希望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相互交错中,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翻译史的框架,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脉络以及不同阶段各自的时代特点。

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2006)书脊

:之前一直好奇为何在《中国翻译史(上卷)》(1999)出版后,湖北教育出版社没有继续出版“下卷”,原来如此。斗胆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五卷本中,只用一卷来描述古代将近三千年的译史,而不到百年的现当代部分却占据四卷的篇幅,如此布局,会不会有“薄古厚今”之嫌?

:我们都知道,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年代越久远的史料就越稀有难见,这是史学研究工作的无奈,也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我从1976年起专注于中国翻译史研究,到2006年五卷本《通史》出版,整整30年。以我个人的能力水平和当年的检索条件,古代部分的资料难以再有突破;而五四运动之后的近90年里,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翻译活动的相关文献却是汗牛充栋。一方面,我们希望尽量涵盖多领域翻译活动,避免疏忽和遗漏;同时又力求文献详尽丰富,杜绝“蜻蜓点水”式的介绍。遗珠之憾、厚此薄彼之讥,实属无奈。

:中国向来重视史学研究,经、史、子、集四部体制从《隋书?经籍志》确立后一直延续到清乾隆朝的《四库全书》。在四库中,史书位列哲学、宗教、文学之先。作为翻译史研究领域的前辈,您如何看待翻译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能否为我们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希望?

:毋庸置疑,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我国翻译活动进行分阶段分层次的深入研究,不但意义重大,而且任重道远。在别人看来,翻译史研究无非就是翻翻史书、汇编史料,不如翻译文学作品风花雪月,也不如理论研究高屋建瓴,但真正上手研究,才能体会其中“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艰辛。当年严公反复推敲,为的是译文中一字一词的选择,而翻译史研究者为了求证一个史料,何尝不需要遍寻群书、去伪存真呢?因此,我认为,从事翻译史研究必须要有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对历史负责是史学研究的根本。同时还要坐得住冷板凳,翻译史研究并不是一件讨巧的差事,一定要有淡泊名利的心态。最后,我希望各位翻译史研究同仁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当年不过是奉命做了一些分内之事,几部小书也不过是引玉之砖之作,由于能力水平有限,留下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相信你们一定能比我做得更好,祝你们取得辉煌的成绩。

:感谢马教授与我们共同回顾了中国翻译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片段,分享您对翻译史研究的真知灼见。金玉良言,让我受益匪浅。再次感谢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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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简介

潘佳宁,沈阳师范大学翻译系讲师,古代文学博士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当代翻译家口述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雷铭. 马祖毅等:《汉籍外译史》[J].华西语文学刊,2012(2):215-217,249.

[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3] 马祖毅,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4] 穆雷. 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0(1):44-48.

[5] 许冬平.《汉籍外译史》还是《汉籍歪译史》?[N].光明日报,2011-8-21(005).

[6] 许钧,朱玉彬. 中国翻译史研究及其方法初探——兼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J]. 2007(6):451-455.

[7] 张映先,仲文明.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马祖毅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M]//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398-399.

注释

本文为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翻译家口述史研究(L15CYY005)和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2017lslktyb-167)的阶段性成果。笔者在联系马教授过程中,得到巢湖学院张健老师和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朱跃教授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①据马祖毅的女儿马霞女士说,马祖毅兄妹共五人,他排行老大,下有三妹一弟,依次为马祖敬、马祖琦、马祖泰和马祖德。

②马祖毅自幼擅长作旧体诗,先后出版多部诗集和译诗集:《皖诗玉屑》(1984)、《四爱居韵语》(2005)、《击缶小唱》(2005)、《惠庵诗话二种》(2011)、《啸风楼吟稿》(2011)、《听色见声集》(2013)、《东调西腔集》(2015)。

③从1953年起,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统称为调干生。

④此两句选自宋人汪若楫的七言绝句《青山》:万木惊秋各自残,蛩声扶砌诉新寒。西风不是吹黄落,要放青山与客看。

⑤马祖毅在“文革”期间编写的两本书分别是《英语常用同义现象表达手册》和《英译汉技巧浅谈》。其中,《英译汉技巧浅谈》一书于198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数56 500册;《英语常用同义现象表达手册》于1997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印6 000册。

⑥据笔者统计,马祖毅在1978年至1986年间发表翻译史相关论文11篇,介绍我国古代至近现代的重要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

⑦《简史》初版于1984年10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首印10 000册,字数29万。199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问世。在1984年初版的基础上,马祖毅邀请刘重德和杨自俭二位教授为增订版作序,并在“历朝代外事机构的沿革”、“外事翻译”和“少数民族翻译活动”等部分进一步丰富史料,增加了7.5万字。

⑧任荣珍,1952年生于上海,197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留校任教。参编《汉籍外译史》《中国翻译通史》和《大洋洲文学》丛刊,后调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⑨1994年起,湖北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一系列翻译学丛书,即“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其中囊括了翻译研究三大方向:译史、译论史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和探讨,翻译实务与批评。据笔者考,目前已出版第一辑(13本)和第二辑(10本),共23本。

⑩在4页的回信中,马祖毅写道:“该书原稿全系手抄。在外文方面,不免引起排字的错误。……至于‘宾纳’写成‘纳宾’,想系笔误。德庇时生卒年份前后不一致,亦系作者抄写之错。这些问题,乃马虎对待清样,而未认真校改所产生之严重错误,以致影响图书质量。应当引以为戒。”

注:原文发表于《东方翻译》2017年第5期。

转自:翻译学研究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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