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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与郁达夫的友情(二)

唐张新

发布日期:2024/9/24 9:45:33  阅读:648  【字体:
 

获赠《两当轩集》

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分别的时候,乔冠华问郁达夫:“你有什么闲书啊?你借我本闲书,我在船上看。”《口述自传》中没有说郁达夫给了乔冠华一本什么闲书,但乔冠华在《谈达夫先生与我的合影》中说:“我在新加坡跟他谈话的内容,现已毫无印象,我记得清楚的是,在我离开新加坡时,他送了我一部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在船上消遣。”值得注意的是,乔冠华记述了自己接到这本书时的感想:“当时我心里想,几十年了,达夫先生还是原来的郁达夫!”要弄懂这一点,需要说说黄仲则及其《两当轩集》。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自号鹿菲子,今江苏武进人,清代著名诗人。仲则生当乾隆盛世,却一生困顿。4岁而孤,家境贫寒。少年即有诗名,童子试时名列第一,然五应江南,三应顺天乡试,均未得中,“十年怀刺侯门下”,四处奔波,以诗文谋食。而个性狂傲耿介,故而虽极受名流器重,却难入仕途。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3),陕西巡抚毕沅荐其为县丞。未及选而病逝,年仅35岁。黄仲则诗学李白飘逸却如杜甫沉郁,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怀,有愤世嫉俗的篇章。 当时诗文与洪亮吉齐名,有人把他的诗称作是千百中不得十一诗人之诗,而与才人学人之诗相区别包世臣《齐民四术》称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黄仲则)为第一”。有《两当轩集》。其《杂感》诗“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广为人知。

郁达夫把黄仲则引为异代知己,评价他的诗“惊才绝艳,瑰词壮彩;奇思妙句,感荡心灵”。孙席珍《怀念郁达夫》一文中记述郁达夫在北大任讲师时,曾与自己讨论过黄仲则的诗,只是当时主要是讨论的言情诗词。实际郁达夫更看重的是黄仲则将自己对人生的悲愤忧患寄于诗中,他最欣赏诗意的凄苦与寂寞。

19232月,郁达夫在《创造》季刊发表小说《采石矶》。创作这篇小说的背景是,郁达夫对余家菊等人的翻译错误提出批评,胡适认为郁达夫别有所指,出头帮助误译者攻击郁达夫和创造社,“浅薄无聊而不自觉”。郁达夫愤而作《采石矶》回击。小说以清人黄仲则自,而死对头则是胡适极力吹捧为科学态度进行考据的戴震(字东原)。小说中黄仲则是这样评价戴东原的:周秦以上并没有考据学,学术反而昌明,近来大名鼎鼎的考据学家很多,伪书却日见风行,我看那些考据学家都是盗名欺世的。他们今日讲诗学,明日弄训诂,再过几天,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九九归原,他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衔头,我劝他们还是去参注酷吏传的好,将来束带立于朝,由礼部而吏部,或领理藩院,或拜内阁大学士的时候,倒好照样去做。这样的痛骂让胡适坐卧难安,颇觉自悔,最后主动向郁达夫和郭沫若求和。参郭沫若《论郁达夫》;何希凡《郁达夫的历史小说〈采石矶〉》。)今天为胡适洗白颇得时髦,有人亦借评《采石矶》,而指责郁达夫偏激,颂赞胡适高姿态。在这篇小文中,无法就这个问题说更多的话。只是希望大家多读书、多思考,不被居心叵测者蛊惑便好。

郁达夫人如仲则,诗亦如仲则。著名文学评论家唐弢《记郁达夫》中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龚自珍)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又说:“《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所以看似随手所赠之“闲书”,实际是这位声名赫赫的大作家小老弟的乔木(乔冠华)一种熏陶与期待。乔冠华由此感受到“达夫先生还是原来的郁达夫”。原来的郁达夫,也就是说,乔冠华眼中达夫还是那位“狷介”的郁达夫,虽然经历了沉沦与挫折,却并未销磨自己的个性。

可以让郁达夫欣慰的是,这位小老弟受这本“闲书”影响颇深。诗歌创作上如此,精神追求上亦如此。1972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率团出席第17届联大,回国途中顺道出访西欧诸国。1117日,在英国伦敦,乔冠华专程拜谒位于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作有《谒马克思墓》一诗。诗云:“束发读君书,今来谒君墓。四顾皆荒凉,独此多花朵。有花无花小事耳,人心向背事才大。八十九年如逝水,唯有君思翻帝座。红旗招展古神州,非君之故更谁何?我亦从君四十年,谒君涕泪双滂沱。大错小错千千万,赤胆忠心信无过。迟早终得见君去,促膝畅谈当有所。来日方长吾即归,且献鲜花寄微慕。”此诗开头、结尾正是仿拟黄仲则《过太白墓》一诗的前四句:“束发读君书,今来展君墓。清风江上洒然来,我欲因之寄微慕。”

乔冠华似更多些狂傲外露,与达夫先生之内敛还是有些不同。但是狷介之气实是相如,人生虽亦逢坎坷,冠华还是原来的冠华。晚年他曾对思想迷茫的青年朋友们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16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个人遭遇不论何故何因如何坎坷不幸,我的信仰绝不会动摇,我要带它去见马克思。”可谓言由衷肠,无愧于心。

乔冠华的好友冯亦代曾这样概述乔冠华一生遭遇:“乔冠华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秉性旷达,恃才傲物,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盖时势使然;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亦时势使然,可悲也夫!”冯亦代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宋朝孤臣文天祥的诗句,而老乔在生命为癌症夺去前,为什么又复述这两句话呢?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是耐人寻味的,历史正在做着答案。亘古至今,他们说出了这两句拔地而起的话,同时他们的一生,也无愧于这两句话。他们的死都是悲壮的,因为他们为国为民都怀有大抱负。但是时势使然,两人都赍志而殁,令人为之叹息。”所云甚是,最后“岂不悲哉”,“为之叹息”,则多少有些蛇足。乔公乃参与创造新中国历史的人物,英达得尽其用,才华倾献伟业,何悲之有,何憾之有!

 

被误记为胡乔木

1980年代初,陈子善、王自立编辑《回忆郁达夫》一书,向新加坡报人胡迈(胡浪漫)征稿胡迈作《达夫漫忆》,并将郁达夫与乔木等人当时合影赠送,实在是极为珍贵。只是因为对内地情况不甚了解,胡迈在文章中叙述此照片来历时,将南乔(乔冠华)误记为北乔(胡乔木)。文云:“胡乔木先生应胡文虎先生之邀,于1940年乘轮自港来星,拟任《总汇报》主笔,惜为当时英华民政务司拒绝入境,几经交涉,亦只准登岸48小时。总汇报社同人遂于是夜欢宴胡乔木先生于南天酒楼,达夫出席作陪,余亦叨陪末座。今竭一日之力,向故纸堆中寻出当日之合影。”这里,时间上应为1941年。另据当时负责接待的胡伟夫回忆,胡陀曾在香港《南北极》杂志上介绍过这张合影,当然说到乔冠华,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乔木”。

编者求证于乔冠华。乔冠华在《谈达夫先生与我的合影》中明确地说:“胡浪漫先生提供的照片上那个人是我,不是胡乔木同志。”又说:“在整个抗战期间,现在的胡乔木同志没有在华南或海外工作,那里他在延安,也用乔木笔名写文章,故尔相混。解放后组织上决定他用胡乔木(胡是他原来的姓),我恢复现在的名字,亦即原来的名字,但互相混淆的情况至今也未绝。”

虽然胡迈先生误记,但寻出的这张旧照,真如其所言“雪泥鸿爪”,“弥足珍贵”。

 

绝笔之作悼达夫

陈子善、王自立编辑《回忆郁达夫》,得知乔冠华与郁达夫1941年的交往,遂以胡迈先生的旧照向乔冠华求证并约稿

19836月5日,乔冠华应约写下《谈达夫先生与我的合影》。此篇短文章含之的回忆中似未提及,或者此文为乔冠华亲笔。文章写好不过3个多月,乔冠华因病辞世。这样看,此文当是乔冠华的绝笔。1986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郁达夫》,收入了这篇文章。文中,乔冠华说明了当时去新加坡的原由,以及照片中的乔木是自己而非胡乔木,还记述了与郁达夫先生的两次相会与畅谈,特别突出地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受到郁达夫影响,以及自己当时对郁达夫的评价。

乔冠华新加坡之行的年底,194112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面对危局,显示出一位爱国者与战斗者的本色。他将儿子郁飞送回国内,自己毅然独留南洋,随陈嘉庚组织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行动。新加坡沦陷前,他与胡愈之等转移至印尼爪哇岛未果,遂隐于苏门答腊。印尼被日寇占领后,郁达夫化名赵廉,在那里以自己的方式与日寇进行斗争。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当日寇战败宣布投降后,日本占领当局为防止郁达夫成为控诉其罪恶的证人,将他残酷杀害。

乔冠华在自己绝笔中十分沉痛地写道:日本投降后,愈之先生告我他被害惨状和流亡中所作旧诗,使我极为悲愤,感动。大概一个人的生命的火花只有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出来的吧!”(《回忆郁达夫》第494~495页。)

人世飘零几度秋,自觉流水去高山。郁达夫的文学成就,乔冠华自然无法相比,然而乔冠华政论文采、纵横才干亦不可向郁达夫强求。郁达夫悲观情重,乔冠华乐天意浓;郁达夫优柔多虑,乔冠华果敢决断。但是天缘机巧,两人一见如故,再晤竟如知音,真可谓天缘机巧,趣味相投。令人数十载以来,永铭如此友情。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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