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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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接到王学言主任发来消息，说李世安李老病危，已从医院回家。不久，又接到学言主任信息，说老先生到家后，精神尚可，就是不停地说事情，天南海北、古往今来的事情。当时我们都希望，老先生会像十多年前一样闯关成功，康复如初。可是，没想到，昨天却惊悉李老去世的消息。

2011年春，为了纪念建县70周年，县政协决定编辑文史专辑《塘河春秋》。虽然动议较早，但篇目商定迟迟未能确定，所以留给组稿的时间就显得紧张。分配任务时，李老安慰我说，没关系，最后无人认领的课题都交给他。其实，地方文史的课题看似平常，但你要把这些课题一一形成文稿，还是需要耗费不小的精力。老先生那时已经七十多岁，如此豪勇，令人钦佩。4月的一天，我在外地开会，学言主任来电说，李老脑血栓，医院已下病危通知。会议一结束，我便赶往医院探视，这是他住院的第三天。在病房里，见到李老神智非常清楚，我们喜出望外。听他的公子讲，那天送到医院时已经不醒人事。家里有位亲戚，是省城医院的专家。在他的指点下，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与死神赌了一把。李老赢了。我们这里关于病情及休养的事，还没说上两句，老先生就说：“唐主席你放心，还有几篇稿子过几天就都给你。”你说，我说什么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呢？我赶紧说，您老好好休养，以后日子长着哩。大约没到一个星期，我听人说，李老正在赶写纪念建县70周年专辑《西塘春秋》的文稿，吓得我立即让人致电，让老先生安心休养，稿件以后再说。可是又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稿件就陆陆续续地发到了我的邮箱。

自那以后，李老一复如初，依旧活跃在建湖文史的各个平台上。人们没有想到，老先生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反而更加锐利猛进。

李老在建湖文化、文史界一直享有崇高声誉，决不仅仅因为他是建湖文史的活历史，也不仅仅因为他在文学、文化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更因为他与文化、文史融为一体的人格魅力。与李老交往，宛如西塘河边迎面沐浴着春风，淳淳古意，令人神清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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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湖许多有兴趣于地方文史的同志一样，我的文史之路一直得到李世安老先生的关心与指点。我与李老相识于1986年前后，当时我在县中教书。有一段时间，因为教学的关系，我迷上了民间文学，还发动学生回家搜集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后来又专门报名上了钟敬民担任校长的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结业作业是要上交自己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那时建湖正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在进行民间文学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经人介绍，我和李老在县新华书店的大堂里见了面。我迫不及待地向李老提出了关于民间故事采录、整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后来自己也觉得这些问题颇有些幼稚可笑。但是老先生不厌其烦地解答释疑。他特别肯定我发动学生搜集民歌、民间故事的做法。可惜，不久我调任高三教学，搜集民间文学的事情也就搁置了下来。一直到20年后，我把当初搜集的一些民间故事又重新整理，请李老过目。老先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并特别认为《“在树难逃”三种传说》特别有意思，并提议收入《建湖县志》（续志）。至今，老先生当初循循善诱的话语还时常在耳畔响起，让我倍感温馨。

2007年我到县政协工作，负责地方文史。不用说，与李老的联系就更多更密切了。当时如何开启新时代地方文史工作，自己真是一筹莫展。文史委主任凌炳奇同志建议，可以把李世安、金之愚、葛金求、张万康等老同志召集起来，再请上一批活跃力量如王学言、朱明安等同志，大家一起商议商议。在会上，我发现大家投身建湖文史工作的积极性很高，都希望政协文史能多提供平台与机会。于是决定向政协党组建议，成立文史工作组，增设文史委员，并抓紧编印《建湖文史》第九辑和《建湖淮剧、建湖杂技》套书。

《建湖文史》第九辑因为要上接十多年前的第八辑，组稿压力相当大。过去一些文史积极分子这方面已经搁置很久，现在的稿件需要重新整理。这时李老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十多篇文稿的写作，还表示联络一些笔友提供稿件。后来一些作者告诉我们，有些稿件是李老和他们一起讨论、写作。

淮剧、杂技，是我们建湖地方文化的瑰宝，在苏北、上海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觉得在前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回顾与思考，有助于提升建湖文化，有助于叫响品牌。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李世安（执笔），金之愚（审定）两位老先生负责。李老追根溯源，梳理抓耙，让我们对建湖在淮剧、杂技诞生、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有了明晰的认识。套书编印后，反响很好。有一次，我们和李老开玩笑，现在淮剧、杂技方面的许多文章，追本溯源，其源代码恐怕全都出自您的手笔。老先生连忙摇手：“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2009年，我受命负责编纂《建湖县志》（续志）。李老得知我负责续修《建湖县志》，慷慨地把家中珍藏的光绪《盐城县志》、民国《续修盐城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和他搜集的许多资料提供给我，让我受益多多。在编纂《建湖民族英雄传》时，我常常向李老讨教，他总是百问不厌，并送我一套完整的《建湖英烈》（共4册），还有《建湖革命史料》以及他自己采访记录等等。其实，文史工作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掌握史料。在这个问题上的帮助，便是最重要的最无私的帮助。

在文史方面，受益于李老的人很多。李老特别喜欢和年青的同志或是有心为建湖文化传承做点事的人们，一起研究课题，一起撰写文稿，而他却常常不愿署名。他的研究成果为许多研究建湖文史、研究陆秀夫的人们所吸收，他只是感到欣慰，感到满足，即使那些没有注明引用出处的做法，他也是一笑了之。不用说，在他看来，建湖文化的传承是最大的知识产权，个人的名利在建湖文化传承面前实在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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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安老先生十分注重资料的搜集，大家都说，老先生家有“宝石库”。他的文稿总是让人感到资料充足，结论可信。《塘河春秋》中李老承担了许多课题，其中有一个是建阳县改名为建湖县的过程。说实在的，我本来以为这个课题很难写出什么新的内容。没想到，李老从“宝石库”里寻出3件宝贝：他当年亲自抄录保存的盐城区专员陈书同就此事上报的文书，苏北行政公署上报的文书，盐城区专员公署接到同意改名为建湖县后下发给建阳县委的通知。这样3件文书，无疑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了一步。

非常可贵的是，李老并不以为奇货可居，而是热心出手助人，所以许多单位遇上编史修志、撰文编书一类的事情，都会想到李老。这时，他都会尽可能地提供大家所需要的历史资料，如果他的“宝石库”里没有，他也会主动与大家一起去挖掘采集。据我所知，他参加编纂的有《建湖县志》、《建湖县志（1986～2008）》、《建湖县工会志》、《塘河流韵》、《建湖杂技》、《建湖淮剧》等，主编的有《建阳居委会街道志》等。李老先生又是一位陆秀夫研究专家，他和金之愚先生合著的《千古一相陆秀夫》是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他与曹晋杰、韩明芳等合编的《陆秀夫史料与研究》，是迄今为止陆秀夫研究方面最为完备的资料集。

对待史实，李老态度相当严谨。他常常说，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有敬畏之心。在编辑《塘河春秋》、《塘河锦路》等文史专辑时，李老对自己承担的课题非常谨严，并不因为自己熟知地方历史就轻忽粗率。有一次，大家议论到抗战时期建阳（建湖）建县大会的召开地点。当时我县有关资料中记载为：建阳县成立大会在季陆墩举行。李老说，许多老同志对季陆墩的说法有意见，并提议现场踏勘。后来，我们和李老、学言主任等一起到高作季墩村现场，与当地老人座谈讨论。经过一番寻访与研究，有一些情况得到了明确。季陆墩的说法确实值得推敲。季陆墩实际是季墩、陆墩两个庄子，位于高作河一南一北。当时会场初定在季墩，后为了撤离方便改在河北偏西半里路左右的陆墩。李老推究史料的事例还有许多，我想很多同志都会有这方面的体会。

文史资料的生命在于其真实性。这一点老先生非常重视。由于他兼及文化工作，所以在这方面尤其深有感触。我们曾经讨论过民间故事与历史史实之间的关系，一致的观点是，民间故事虽然有些历史的影子，但并不能与其混为一谈。比如，他和马效良老师一起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陈毅赴宴》，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陈毅确实到东尤庄参加过乡绅陈达三的喜宴。但《陈毅赴宴》采用民间故事的手法，具体过程、细节完全是一种文学创作。可是，后来许多文史研究者将这则民间故事当作文史资料来使用，造成许多误解。对此，李老也十分无奈。记得有一次，他、朱明安和我们几个人一起讨论某本文史资料时，得知其中有些人物的传记，基本出于虚构，十分震惊。

李老从不因为自己文史功底深厚，而容不下不同意见，相反，他总是一位热心参与讨论的谦谦君子。讨论中他总是非常虚心，即使是在他相当熟悉的领域，也决不以专家自居，更不会盛气凌人。哪怕一些读者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妄加评论时，他还是坚持用自己所掌握的史料，依靠到位的分析，平实而富内涵的话语来化解人们的疑惑。他的文史文章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李老围绕一个课题，从不同角度来表述，他会让你心中一个个疑问化为知识与智慧。

在陆秀夫研究方面，李老可称得上现代拓荒者之一，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即使如此，在这方面他也愿意与大家平等进行讨论，而从不把观点强加于人。比如，陆秀夫生年问题。老先生对“端平三年（1236）”的旧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嘉熙二年（1238）”更近史实，并为此作了专门的考证。后来陆公祠、陆秀夫纪念馆等基本采用了这一说法。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陆秀夫生年仍应采取“端平三年”的说法。老先生不以为忤，认真研究这些文章。在编纂《塘河锦路（旅游文化史料专辑）》时，我们一起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老先生认为，“嘉熙二年”的说法论据是比较充分的，但是现在看来“端平三年”的说法确实也有道理。不过，文史研究就是要展开讨论。没有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就不叫研究。最后，大家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陆秀夫生年可以采用两说并存的记述方法，即陆秀夫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享年44岁，一说生于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享年42岁。

待人谦和，宛如春风化雨。接触过李老的人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体会。尽管他在地方文史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是公认的专家权威。可是，老先生常常会说自己只是初中毕业，你们科班出身的人受过正规训练，这方面你们是行家。这真让我们汗颜不已。面对老先生的文史力作，我们有时常常安慰自己，搞文史需要秉赋，或者用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讲是需要有异秉的，多读几年书顶不了异秉。当然这只是原谅自己的调侃之语，面对李老这样一位建湖文化的忠诚守望者，每一个有能力为建湖文化做一些传承努力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解脱这样的责任的。

斯人虽已逝，“宝石库”长存。我想，如果我们都能以李老这样的精神，去努力记录、传承、弘扬建湖文化，那么他的忠诚守望也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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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世安老先生打过交道的同志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受，他始终保持着那颗年轻上进的心。他对建湖文化的传承总是一种乐观的心态，在他的文史作品中我们总会感受到乐观前瞻，有历史而不掉书袋，讲历史而不止步于历史，总想着从中让人们领悟一些新的内涵，从中得到启发与帮助。他对新鲜事物保持一种好奇童心，并及时地记录下事实与自己的感受，以此来不断丰富建湖文化的内涵。罗汉院是建湖历史上一座有名的寺庙，佛教大德茗山法师在此院出家。但罗汉院经历了三次大的迁移与建设，其中2003年驻址太平路东侧，2008年迁入新建的双湖公园。我们只要把李老先生的《茗山与罗汉院》、《罗汉院记》、《新罗汉院记》数篇文章读一读，那么就会了解罗汉院的迁移过程，同时也感受到我国宗教政策的开明。他的文史作品的语言也总是合乎时代特点，新鲜而活泼，进入网络时代，我们常常会在李老的文章中发现“相关链接”之类的新鲜安排。

在与李老交往时，我常常思考老先生为什么对地方文史研究充满如此热情。我想，老先生对家乡这块土地有着透彻的理解、深沉的热爱。建湖是诞生陆秀夫的地方。建湖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这是一块值得歌颂的土地，有着值得我们为此付出才华的历史。李老常常说，抓起笔来，书写建湖文史，从不觉得累，从不觉得个人有什么委屈。建湖文史不负我，我深忧有负建湖文史。

老先生所言，闻者动容，我辈自是难以懈怠。我想，建湖虽然立县不久，今年也才第84个年头。但是建湖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冥冥间便有一种注定，那就是抗敌御侮、忠贞不屈。南宋陆秀夫是一个高峰。立县是一座里程碑。我们文史工作者有一种使命，那就是记录历史，记录精神，犹如保存薪火，万世相传。我们应该为建湖的文化积淀尽自己的力量。

2011年，我曾作有《李世安：建湖文化的忠诚守望者》，那时老先生打跑病魔，精神抖擞地重新投入建湖文史工作。说李老是建湖文化的忠诚守望者，还在于他热心地提携、帮扶每一个留意建湖文化的人，这种提携与帮扶是毫无功利目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建湖文化、传承建湖文化，让建湖文化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更显奇异瑰丽，更加引人注目。

这十多年来，李老格外珍惜借自老天的时光，不断发表文史新作，提携后辈，助力全县文化、政协文史工作。我从县政协退休后，寓居外地，常听文史委彭淑玲主任介绍文史最新动态。她提到老先生的勤奋，也是感慨。

李老从小就文才出众，因为家境的原因，读完初中后便参加了工作。这对他个人前途自然是一件充满缺憾的事，但对于建湖文化却是一件幸事。从那时起，建湖文化就多了一位悉心关注她的有心人。漫长人生路，他总以一种“文在兹身”的信念，淡看风雨，精神昂奋，用手中的笔记述历史，记录时代。令人稍觉宽慰的是，老先生前几年将自己的部分文史散文结集出版，《大道留痕》成为建湖文史爱好者、研究者的重要阅读样本。在他的引导与影响下，建湖文史队伍蔚为大观，关心建湖文史，参与记录、传扬成为一种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建湖的文化积淀会迅速增厚，对建湖新生代思想熏陶、精神铸造，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前年我编写《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在建湖》，因为无法亲历亲访，所以托学言主任就几个移驻地点核实一下。学言主任告诉我，他向李老请教有关问题，老先生坚持要和他到实地踏勘，这真让我大为感动与惶恐。今年春天，我对此稿进一步整理，并与学言主任约定，准备抽一段时间，沿着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当年移驻路线，追循亲历。到时再请上李老，没想到，言犹在耳，西鹤已至。

李世安老先生，一路走好！

最后附上《世安李老先生不朽》四绝以寄哀思。

惊闻建湖文史专家李世安老先生离世，哀伤难已，理乱绪而叙悲情，草成四绝，以寄绵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