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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传统政治的真精神——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徐于斌
【编者按】本文作者徐于斌同志是盐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盐城市诗词协会主席，一直以来她对我们建湖政协文史工作给予了热心指导与大力帮助，建湖文史网的创办与运转也得到她的倾心支持。我们在运行之初发表了她的大作《共和国的杰出外交家——乔冠华》，近日，徐先生又把她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思考、中国士大夫两面性的研究成果赐给本网，非常感谢她对我们建湖文史网的信任与支持。
钱穆先生，字宾四，十九世纪末出生于江苏无锡，国学大师，历史学家。生前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67年移居台北，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其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新论》、《中国文化史导论》等80种以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其中之一。读先生的著作，不仅令我时时心折于他的严谨考证，更令我无限景仰的，是先生贯穿于学术与史论间的对于民族国家命运前途的深邃文化思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大幅度的动荡和变化，特别是因为西方世界的日益强大，就连许多真诚的爱国志士都失去了民族自信力（当然那些被鲁迅先生称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除外）；而钱穆先生是真正具有民族自信力的人，他凭借历史学家的博大情怀和精到目光，从确凿的乃至无微不至的史实依据出发，并将其置于与西方文化的比照之中，明其得失，总其兴衰，彻底匡正了我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无知与偏见。
皇权与相权的演变，是贯穿全书最重要的脉络之一，也是澄清古代政治精神面目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却不知道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下，皇帝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权力在哪？在宰相。从秦、汉建国开始，中国人就知道“皇室与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上，严格划分，着力限制皇权（唐宋以前，历代机构名称不同，但大意如此）。如在汉代，属于皇室的机构有“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其中，前五尚均为管理皇帝饮食起居的，只最后一尚，相当于“秘书”；而属于宰相的机构呢，共有“十三曹”，规模相当于现在的十三个部或司，这十三个部门分别管理的是：官员升迁、祭祀农桑、交通运输、刑事执法、兵役等等。可见，当时的全国政务都汇集在宰相那里，我们常常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皇帝亲自批阅奏章的镜头，其实大多是到明、清破坏宰相制以后的事。再说皇帝的诏书——国家的最高行政命令，皇帝自己不仅无权决定其内容，也无权决定是否下发。如唐代，诏书由宰相以下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别把关：中书省负责拟稿定旨，送皇上画“敕”字后，即成皇帝诏书，行达门下省；门下省长官加以复核审查，如他们觉得其中的意见不对，即可加上批注奉还，不予下发，这在唐代叫作“涂归”或“封驳”。每一中央最高命令必经手续完备以后，在“敕”字下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只有执行权，无异议权。在这样一个严谨的工作流程中，皇帝拥有多大的权力？只是画“敕”的“同意权”而已！
据此可知，中国人早就知道预防皇帝专权，即懂得权力制衡的政治原理了。这就是传统的政治精神所在，或政治理想所在。至于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钢性不足的缺陷，给皇帝侵揽相权留下余地，又当别论。至少，我们不能不说古人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与创立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追求与努力，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皇帝一心就想专权、大臣一心就想迎合！甚至，他们的志向与情怀比那些一味想将他们“批倒批臭”的人要高尚正派得多！
作者在论述古代其他政治制度时，均时时洞见制度背后的深层用心。如汉代的兵役制度，为何汉代规定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呢？因为，汉代壮丁二十岁开始接受国家分田，按“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的常理，从二十三岁起，他应有一年的储蓄了，这时抽身为国家服役（汉代兵役制度是全国皆兵的，一般服役一年即得轮换还乡），于己于家于国皆为合理。作者深情地写道：“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再如，论述唐经济制度时，作者这样总结“租庸调制”：“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为民制产”，“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那么，如此良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坏了的呢？我认为，分析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具象而陷入概念化的泥潭，仍以皇权为例，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方面，实在是历史的演变的客观因素的可悲可叹。经过五代乱世的黑暗变迁，国统破坏，再加像赵匡胤这样的人物从小小的殿前都检点夺得了皇位，皇帝的尊严大抵已不复存在，宋朝开国，由乱而治，建立国家体系，尊王当是其中一步骤。宋代皇帝的威信是怎样树起来的呢？先从礼仪看，在唐代以前，宰相上朝不仅有座位，还赐茶，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即指此项规矩；宋本承唐制，但据说开国初宰相为恢复皇帝的尊严，主动谦让不坐。皇帝的威信似乎倒漫漫树起来了，但规矩也渐渐破了。再说下诏书，宋宰相为推尊皇帝，也为避免嫌疑，定旨前先写一“劄子”，把诏书要说的意见列在上面，送呈皇上决定后，再取回正式拟诏。这样，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皇帝从唐代的仅有同意权，一变为拥有了参与权！从这方面看，实在不是制度的原因，而是人为的原因；再从人为的因素看，开始未必不是出于善意，而后才是走向失职。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有漏洞。具体说，往往一个制度弹性有余，刚性不足，均留有“灵活”的空间。即政治清明如唐代，也没有皇帝决不能不经过中书门下而下诏书的规定，靠的是开明的政治风气和向上的世道人心，维系着对于皇权的规避。据说唐中宗就曾未经中书、门下，私自封了几个县一级的小官，但终究自己感到心怯有愧，画“敕”没有敢用朱笔而用的黑墨，并将封“诏书”的信封改用斜封，不好意思地请执行的人通融。时人讥为那几位小官为“斜封官”。这不是法制的力量使然，而是人心的力量使然。因其刚性不足，遇到好大喜功而又私心强悍的皇帝，就很容易侵揽宰相的权职，造成独裁与专制的局面。因而，终究没有像现代的英、日等国家，皇帝决不允许干预首相事。
至于明清以后，公然废除宰相制度，在阴暗的私心的支配下，“制度”蜕变为“法术”，奸臣如何养成，太监如何上下其手，下层官吏又是如何一步步不能自重、舞弊作恶，致使社会人心道德急转直下，作者均有鞭辟入里的透视。然而，那是在失却原有政治的精神元气之后。我们决不能因为明、清的腐败衰颓而轻易否定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政治制度，更不可以简单地用“封建专制”、“腐败黑暗”等概念化词语将中国的传统政治一笔抹杀！我们当明白，正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曾经托起了汉、唐盛世，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凡有志于探索中国的今天与未来的人，不能不正视中国的过去！钱穆先生说：“政治制度，必须自根自生。” 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一切“无生命的政治”必不能成长！
这部被史学界誉为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全书大体按朝代，从“政府组织”、“考试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加以阐述。虽分门别类，但延续了先生白话史论的一贯风格（先生有许多著作是用纯文言写的），行文往往朝代与朝代前后穿插比照，语锋从容淡定又纵横捭阖，而始终跳动其间的强有力的脉搏，是对传统政治真精神的孜孜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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