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纪事之习惯成自然
陈允豪
在抗大开学的初期,上海来的同学对吃饭问题顶伤脑筋。当时新四军才到苏北不久,苏北人民被敌伪顽固派搅穷了。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和人民同甘共苦,因此,学校里吃的大部分是杂粮、绿豆:玉米、山芋干、大麦等,米是很少的。上海人夏天吃绿豆汤,有糖有桂花。而这里绿豆是煮成圆滚滚硬硼硼的干饭,配的菜又是盐多油少的老韭菜或辣椒,这味道就不能相比了。顶好的就算是“三大饭”了,大米、大麦、大萝粟(玉米)合煮的,但三种不同的粮食煮在一锅里,不免软的软硬的硬。
开头听到开饭哨子响,不免皱起眉头,肚子饿也只得细细嚼上小半碗,勉强咽下去。到晚上就上街买一些大饼、面条吃。有几位上海同学,来时带了一些钱,就上小馆子吃一顿红烧肉。但时间一长,口袋里的钱完了,肚子也有点习惯了,再听到开饭哨子的声音,也觉得杂粮饭是那样香喷喷的,遇上“三大饭”还能吃下两碗。
开头还有一个不习惯,就是早上起得很早。这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总校在延安),生活是军事化的,天没有亮就起床,打背包,背了枪上操场跑步,学军事动作。天又冷,手摸在冰凉的枪上真不舒服。我们是政治队,但一样要学军事动作,晚上同样站岗放哨,开始有些同学想不通,不晓得学军事的好处,但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话讲。直到一九四一年秋天,敌人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及广大人民对敌人展开激烈反扫荡斗争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在抗大学的三下两下军事动作,和习惯了的军事生活,的确大有用处。
摘自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敌后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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