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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父亲上江南

发布日期:2018/1/17 10:54:31  阅读:936  【字体:
 

唐光真

 说起上江南,现在好些人或许不大明白。上江南,曾经是一个专门的词语,用来专指江北人去江南谋生的移民潮。这应该是随上海开埠兴起的。这块说的江南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锡常以及浙江的湖州、嘉兴,当时江北一带的贫苦农民大规模地迁移到江南,这里面有的是常年迁移,相当于移居江南,更多的是季节迁移,每到一定季节去江南打工,过一段时间又重返家乡种田。

常年迁移的多是到江南大中城市的码头、工厂打工,一般来说青壮年当码头工人,从事装卸一类的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是拉黄包车。扬州一带的穷人好多是到江南澡堂子里帮工,我们盐城一带的好多是去拉黄包车,或当码头工人。当时在上海有个顾四鼻子,是大亨,好多家乡人到上海就去投奔他。小姑娘多是到纱厂当工人,我的姨娘婆家是恒济周家,全家去了上海,我家姨娘就是纱厂女工。季节迁移则以各种零工散工为主。而江北包括了今天的南通、扬州、泰州、盐城、淮安这样的区域,但因为盐城、淮安这带当时更加贫穷,所以上江南的人更多,可以说当时家家都有亲戚在江南。当时上海大自鸣钟一带全是江北人。

上江南这个潮流,我印象中我们这一带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当时有吃了玩,吃了玩,吃光用光上江南之类的说法,也有泥门塞洞上江南之类的说法。上江南,后来也叫下江南,应该是共产党在江北建立政权以后,北为大为上,所以上江南也渐渐叫下江南。

上江南,是说江北人去江南,但这个过程又常常与返乡潮相伴。大的返乡潮,我晓得的就有三次。一次是日寇进攻上海,一次是日寇侵占江南,再一次便是建国初期。建国后随着户口制度建立,特别是合作社、人民公社后,人口大规模迁移便堵死了。上江南也就成了历史,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有了变化。

当年的上江南,与改革开放后江北人去苏南上海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根本不同之处。上江南是谋生路,如今的去苏南上海是谋发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八岁九岁时两次随父亲上江南,9岁以后江南太乱了,我们全家就没有再上江南了。

我的爷爷在我父亲13岁那年就去世了,我父亲28岁那年我奶奶去世,当时父亲还未结婚,按风俗在七数里头与我母亲结了婚,那年我母亲18岁。我父亲当时很穷,没田没地,没法养家糊口,所以也很早加入上江南的大潮。最初父亲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的。我父亲把田弄弄,把粮食一收朝家里一屯,九担三斛,一心想着上江南去苦苦,春天来家买头小口牛(牛犊),这样再苦苦能买上几亩地,小日子就能慢慢好起来。正月里结婚,寒天我母亲生了我大姐(后来夭折了),我母亲还在月子里,庄上本家带个信给父亲,说我家里被偷得精光。我母亲哭得不得过生,抱怨我父亲:来江南做什么?坐家里也吃不掉,一寒还做做散工,叨点钱,这下好,家里全被人家偷得了。这一哭,把眼睛致下病来,害了我母亲一辈子,绝呢,眼睛捎子有半边豌豆那么大的红的,红肉鲜鲜的,不是发老色,把药放在上面才变色,这就不谈了。更要命的是,第二年春上回家,没得粮食活命,万般无奈去拿了两担高利贷的粮食。哪晓得这下子掉下债坑了。这是个俗称驴打滚的高利贷,两担粮食到年底还四担都没有还清。原来约秋天还,还不了再加两斛,也就是半担,过冬还。过冬还不了,约过年还,再加两斛,原先加的两斛还要算利再加一斛。过年还不了,再加再约。后来债主说本不要了,每年还利四担。这种高利贷,再也不能拿,我父亲那样一等的壮劳力都还不清。可以说,不是共产党来废弃了高利贷,我们一家子单单这两担高利贷就害得永世没得翻身。

我出世后,父母还是带着我们每年上江南。半年江南,半年江北。每年农历八月底麦子一种,就泥门塞洞上江南。所谓泥门塞洞,就是门用土坯垒好,再用泥抹好,和庄上人家打个招呼出发。到了第二年农历三月份下秧季节,大约是清明前从江南回来,先上坟告诉死去的娘老子,一家人平平安安回来了。再带着江南烧饼各家各户打个招呼,说是回来了,谢谢大家关照。

 8岁那年随父亲上江南,家里养的猪杀了百十斤肉,腌着带走,养的鸭生的蛋都带着,我们本以来带到江南吃的,其实并不是。上江南,有好多人是跟人家船去。我家父亲会弄鱼,家里有个两吨小船,所以就是这个船上江南。过江时非常危险,后来给钱跟人家的吊江船,颠了不得了。这次上江南,我家换了条大船,但是很破,过江还是要跟吊江船。记得这年第一站是苏州,就落脚在小河滨。

苏州这个小河滨很出名,很多江北人一到苏州就先落脚在这里。当地有句俗话:苏州小河滨,天天一碗小回汤。当地的饭店把桌上菜脚子拾起来,再放点水一烧,两个铜板一大盘。我家买过一大盘,吃着味道虽好,感觉很差,毕竟是人家的碗根脚,所以就买过一次,以后再没有买过。

小河滨,有好多家乡人在那块谋生活。有本家唐汉山(光字班),他父亲早先上的江南,他母亲是我表姑子,住在小河滨那块,开的是八鲜行。他父亲去世后,母亲没办法又改嫁,老姑爹爹姓黄。我父亲去,带10斤咸肉、10斤螃蟹、100只鸭蛋把他家,没看见他家把东西给我们,只听见说:你们就登这里吃中饭,一家子不要走。但也只是个客气话,并不真留。去了几次,每次去都这样说,反正我们没在那吃过饭。当时我和姐姐年纪小,不理解,后来父亲对我们解释,到了苏州这个地头上,不找个脚力(也就是靠山)不行,有什么事情他家开行的出来打打招呼,路宽些。我们也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总觉得那么多猪肉和鸭蛋怪可惜的。

我家二姑三姑家也有人去江南。二姑家姓石,家里有表姐表哥。表姐把大姑家了,表哥叫石有山,我们都叫他小哥哥,那个时间我们才67岁。他很早就去了江南。后来曾到我家来过,一只怀表往口袋里一装,带子往对面一夹,我母亲烧蛋撇子茶,还留他吃中饭。走的时候,他说:那我们吃过中饭就走了,下伙来家再看你们哟,我在苏州结婚了,弄的不丑哩。就这么样,一去就没回来。我家三姑家姓谢,三姑生了6个,一个没成,又抱了6个,只成了一个大表姐,叫大宝。大宝17岁时也上苏州了,长的漂亮呢,方团脸,雪白,一头的乌发。那年回乡也来我家了,还给我和姐姐一人带了一副煮金的铜耳环。我母亲也烧的蛋茶,我们不陪,那个时候没得吃陪不起,就把她一个人吃,后来吃过中饭就走了。因为她就要结婚了,我母亲还给了她钱,走的时候也说结过婚了再回来,也是一去也没再来。后来兵慌马乱的,这些人家在不在就不知道了。

当时上苏州的人很多,能干的开行,开店。大多数穷人只能拉黄包车,挑石头。

 苏州西边有个高景山,高景山那块吓死人呢,人山人海,一天到晚只听见放开山炮,人工打眼,铁棒子嘿哟嘿哟嘿哟,就这样打眼,再放炸药炸,一炮开下来哗啦啦的吓人呢,点炮之前要喊多少遍子小心”“注意呢,没听说伤过人。在那里我们江北的多,有盐城的、阜宁的、涟水的、淮安的,多呢,全是江北人,没得其他本事,只有卖苦力,主要是挑石头。女的也有挑石头的,多数是在家忙家务带敲石头。

我家父亲个子大力气也大,苏南人总赞叹他都(大)块头有力气。在苏州高景山我家挑石头塘口的小老板姓姜,姜堰人,说是老板,生活一样不少,老板娘也挑石头。父亲通过别人介绍投在姜老板塘口,记得去见姜老板时带了10斤咸肉、五六十只鸭蛋。姜老板家在石景山脚下,是个四合院,我家亲哪戚的来了就向他家借宿。那年庄上嵇九和唐光富四哥家两口子一起上江南,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就是向姜老板给嵇九借宿,请姜老板找个事情给嵇九做,后来就先给姜老板家看门,混口饭吃。后来我父亲看嵇九小青年身子板嫩,不能挑石头,又把他劝回去了。光富四哥到了不久,在小街上遇到个熟人,在小馆子吃了个食物中毒,差点把命丢了苏州。前后17天,最后两口子和嵇九也一起回家了。他们来去都是坐的唐如仁家的船,唐如仁是运条石的,经常带人从江北到江南,从江南到江北,一个人一个银元。70年后,2003年的时候,我还到高景山去找过姜家这户人家,还真遇到他家孙子,说到老人往事,还真象昨天发生的一样。前面说了,我家父亲力气大,而且人实诚,决不躲奸害懒,一担总要挑到300来斤。当时塘口上也有竞争,有人在小老板面前叽咕,说我父亲坏话,意思就是担子不足,虚报冒称。有两次,小老板叫人一称,都是四百斤的担子。此后小老板对我父亲的担子就不再过称了,说多少是多少。

我母亲在家烧饭带敲石头。敲石头也是件受罪的事。我母亲当年还在月子里就去敲石头,最后一双手跟大锉似的,口子横一条竖一条。父亲把碎石头挑到河边家门口,母亲把石头敲成一定规格,这样才好卖钱。敲石头要用小铁锤敲,有时用毛竹片子按起来,一敲一摇一敲一摇,把石头先敲成半寸见方的小块子,再碎些的敲成瓜子片。大人敲,小孩子也敲。我家主要就是母亲敲,大人不把我们敲,主要是怕崩到眼睛。

一直到56岁的时候,在江南不要我们做什么事。姐姐带着我和大弟弟上小街上玩。小街上有个卖大饼的大妈,看到我们来了,把饼篮子朝我弟弟面前一放,说:小伙子拿,不要你钱,一个手拿一个。那时大饼贵呢,一个铜板一个,实际上是面耷的,在我们家叫面饼,江南就叫大饼。弟弟拿一个,我跟姐姐望望,她不喊我拿,我们不拿。因为拿了大饼,这位大妈就会跟我父亲讨钱。后来到56岁的时候,我们全家还上江南,年年去。我记得7岁那年,我们就会挑野菜了。那个地方雨一下,茅草地上到处是地皮菜,可以用手抓,就像黑木耳那样,就那个味道。春天挖小蒜,又是那个地方,去挖的人多呢。

到了我8岁学煮饭,我比较懂事,晓得出去拾草,煮饭带拾草。有一天跑到我们住地南边的山上,有个中年人在那里砍树枝,他跟我说:小宝宝,你那草叶子拾家去不耐烧,一燎就燎得了,我砍点树枝子折点给你。我也不懂,就背点回去,回到家朝火板上一放,赶快煮饭。我母亲回来一看:没得命了,你把人家树砍得了,我们船还要人家砸得呢,不能要呀,你怎么砍的?我说:我没砍,是那个人他砍下来的树枝子给我,说我拾的草叶子一燎就燎得了,叫我明格还去呢。我母亲说:不能去,船还要人格砸得了呢。

头一次煮饭,煮的是烂饭,家里报告我父亲,说是我煮的。父亲很高兴说:好的。我小嘴往起来一揪,说:烂的。我父亲有个好处,不好也说好,说:蛮好蛮好,明格煮就更好了。除了煮饭,还到墒沟边弄苕子头炒菜。苕子那时江南就有,当地叫油活络头,我们就弄了吃。后来60年代搞小江南,苕子引到建湖做绿肥,也有人割苕子头吃,但可能是那时人油水太少,吃苕子头会头晕头疼。

 9岁那年,我们家上江南去迟了,苏州高景山那里弄不到塘子,便奔苏州黄山。找到老乡陈广大,就是我们庄子东边陈家舍的人,在黄山扒沙子,我家父亲就跟他弄沙子。陈家一家子好了不得了,他家姑娘叫德芳(王兆海中将的母亲),当时14岁,就带住我们去拾草挑野菜。后来,弄了一气,我父亲看看弄不到个钱,又回头到高景山挑石头。我老记得黄山那片圩上朝阳的河滩上,一窝一窝甲鱼蛋。大人说不能挖,还要孵甲鱼呢。

再到高景山,父亲托人找到个塘口,但是个多高子没人要的塘口,当地叫滑档子。这年,我和姐姐一起随父亲挑石头了。滑档子又没路,怎么去呢?我父亲用扁担两头剐子,他勾爬上去,然后先把我们的担子勾上去,再把我们姐妹俩吊上去。下来还是这样朝下下,危险了没得命。我们一天也就挑三四担,父亲是重担,担担都有四百斤。我们小人担子小,也就一尺见方,半筐碎石头。我家姐姐挑一担两个铜板,我只能拿到一个铜板。

弄石头的师傅叫老裴,因为是滑档子,没得人肯上他那里挑,见我父亲去了,欢喜得不能,待我们很好,我父亲对他也很客气,还给他一包香烟。他就问我父亲怎么上来的?我父亲说,马上下去告诉你。其实办法都是一样。

那时,高景山一天到晚是弄石头的声音,热闹得很,山下就是一片敲石头声音。到放开山炮时,就有人不停地喊:大家注意,开炮了,大家注意,开炮了!就老不断的喊,喊得一条声。正在安下心来挑石头,可是不长时间江南到处风传日本鬼子进攻中国,要打仗。江南的人纷纷逃难,江北来的人更是赶紧往家逃。本来我们家有条小船,太破了,没得办法过江,所以这个时候船也不要了。我家父亲决定他一个人继续在塘口挑石头,叫我们娘儿6个跟我家二表哥船回来。这是二月份的事,我父亲四月份才回江北。

二表哥姓金,是建阳金墩的,也是弄船运石头到江北。他家船底下装石头,上头坐人。小船好好的行,要行16天,我们这趟路上老打叉,也不知道行了多少天。只就得过了江,到姜堰,水小,金家船重走不了,就停在那块。晚上遇上要饭的,那些要饭的我们从来没看到过,尺把两尺长的布口袋往竹子一绕,伸到船上,一来就是十几头二十个,一齐声地要饭要钱,不把就不停声。后为我们说:“还要呢,我们自己都没得吃了。”一直等到大水的时候,船可以走了,又向家乡行去。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雨,好不容易到了家。我们到家了,我家父亲还在高景山那块挑石头。后来鬼子来了,原来一起挑石头的苦力,有的就变得了。听父亲说,阜宁北边有个马家,爷儿3个投了鬼子,在高景山一带横行霸道,什么坏事都干,连江北老乡也不放过。虽说塘口还有人在那块装石头,但马家一帮人专门磨摸人,坏透了。我父亲感到实在干不下去了,也跟别人的船回家了。

 除了去过苏州,我还随父亲到过湖州。那里也有不少江北人,在那边拉车子、上山弄石头。我们庄上紧邻,和我家屋沿搭屋沿的唐光芝,他家就老奶奶在家,父亲母亲及弟兄7位全在湖州。

 我今年93岁了,说起来,我随父亲上江南已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很多细节已经回忆不清楚了。反正觉得那时江北人为上海、苏南等地的发展做了很多的事,吃了不少苦,而穷苦的江北人也在上海、苏南谋得了生路,有很多江北人留在上海,留在苏南等地,成了上海人、苏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是城市人家下放,后来知识青年投亲插队,可算是亲戚又回到故乡。虽说他们在故乡不过几年,但又把江北与江南连在了一起。江北当时搞乡镇企业实际也得亏这些下放户和知青哩。现如今,大批苏北人又纷纷到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发展,可以说,又是家家户户有亲戚在江南了。一句话,江北与江南血脉紧相连,亲情永不断。

 

唐光真,建湖县高作镇唐家大桥人,19262月出生,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解放初期任县妇联主任,此后先后任区、镇党委书记,县劳动工资部部长等职。1984年离休,离休前任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局党支部书记。2004年被评为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第二届感动建湖十大人物称号。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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