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作情思

十多年前，我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漂泊古今天地间》。作为历史学者，我闭目沉思，神游八极，几千年来的世事沧桑，人物沉浮，在我的脑海里闪过。作为一名作家，我国内国外，萍踪万里，屐痕处处；闲来时，禁不住想天涯，思海角，但想得最多的，还是故土高作镇，特别是童年时住过的陆陈庄、蒋王庄、吕老舍南的三家村、大西庄、大卜舍。我常常在梦里回到这些村庄，上学读书，钓长鱼，摸河蚌，采菱角，在晚霞中捉红蜻蜓，看着河岸上盛开的合欢花，坐在水车上赶着老水牛不紧不慢地拉车，把河水戽到田里，灌溉绿油油的秧苗。

高作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一大片古老的土地上。从真实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万历年间的《盐城县志》是现存最早记载盐城地区历史的文献。《县志》上有“高作庵”（近代改称“广福禅院”）的记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编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高作河”的记载，指的是今高作镇东西流向的一条河。我的外祖母张老太是河西公兴庄南吕家大墩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9岁时嫁给了与她同岁的高作庄后庄的木匠曹嘉坤。外祖母卒于一九五一年腊月十三，这天正是她81岁大寿，全家欢聚一堂，给她拜寿，老人家含笑而逝。

老外婆曾说，她刚嫁来时，高作还未成镇，只有一户人家养马，有一座节孝牌坊（毁于“文革”）。可见，现有高作镇的老街的历史，也就一百多年。我三岁就记事了，犹记四岁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去外婆家，先到高作庵拜佛像。我看到金刚、罗汉，威严、凶猛，很害怕。母亲安慰我说，佛爷、菩萨都是保佑我们的。她又到街上买些茶食送给外婆。这时的镇上已很像样，街心条石铺路，店铺林立。卖布的店门面较大，柜台上立着竖匾“石鸿大”，据说是安徽迁来的。事实上，在整个江苏，过去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布店、茶叶店都是徽州人开的。除了“石鸿大”之外，高作后街的中药店“全义堂”，黑匾金字，不仅卖药，还制药。店主姓吕，全家人都很和善。他家是楼房，很宽敞。刘少奇、黄克诚、皮定钧等领导人都曾住过楼上。去年我回故里，才得知“全义堂”已被拆除，叹息良久。

从1942年到1949年，我在高作乡下读完初小、高小，后考入海南中学初中部。1943年，我在蒋王小学参加了抗日儿童团。团长是姚志石（已故），他比我大几岁，身材高大。其父姚文奎，人称姚三爷，急公好义，当上峰北乡民兵队长，不仅维持地方治安，还积极参加宣传演出，“撑湖船”。1946年，他已四十多岁，抛家别子，带头参军，不久任营指导员。1944年，在高作镇北的大村庄西北厢召开的高作区儿童团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区儿童团文娱委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路单，募捐废铁，动员参军，参加演出。我和二兄春才，妹妹玲英，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打花鼓，演小戏，尽心尽力。

我清楚地记得，在吕老舍西南的一个村庄，地近阿拉河，很僻静，新四军三师的枪械所，便设在这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称为中国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著有《把一切献给党》，红遍全国。吴老因装手榴弹，不慎爆炸，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被人急用担架抬到蒋王庄设在王恒德大爷家中的三师诊疗所救治。我亲眼看到他全身都是黑糊糊的，已不能说话。经治疗，并休养多日，他才康复，即又重返战斗岗位。

高作区小队长田中邦，与我家很熟。他身材高大，常扛着一挺轻机枪，走在区小队前面。他是神枪手，当时民谚有“死了王洪章（神枪手，后受伤被日寇所俘，囚于湖垛镇，最后惨遭杀害。游击队突袭日寇据点，抢回其遗体，公祭后安葬），又有田中邦”，可见其影响之大。

高作大地，是燃烧的大地，沸腾的大地，光荣的大地。

中国的脊梁

　　鲁迅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时下每有患上“假怀孕”症即“症候和真正怀孕时一模一样，但肚里却是空虚的”（高尔基语）所谓才子，将鲁迅贬的一钱不值，其实，他们不过是在阴沟洞里看泰山而已，永远也看不清泰山的巍峨。即以鲁迅这段论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话来说，称赞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真可谓“目光如炬，烛见幽微”。庄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自从好大喜功，以自我拔高为能事的乾隆皇帝，将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四史锁定为正史后，民间修史就成了野史，处于不合法地位，动辄被查禁，甚至兴起大狱，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对野史的蹂躏，更劣迹空前。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国民间修史的资格，本来就比官修正史要老，纵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动用最粗暴的行政手段，也无法阻止民间野史的伏流。因此，广义上的民间野史，包括家谱、笔记、日记、文集、村志等等，仍然不绝如缕，透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当亲朋危难时，他们是如何伸出援手，扶危济困，急公好义，不惜两肋插刀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国家、民族遭遇强敌入寇的存亡绝续之秋，他们振臂而起，置生死于度外，甘冒矢石炮火，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留下多少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默默地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千秋正气歌。虽然他们多数人不识字“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但他们是庄严、伟大的化身，与统治集团中无耻卑劣者，适成鲜明的对比，不屈不挠地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艰难前行，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应当说，一部中国历史，或中华民族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脊梁——老百姓的历史。 

　　然而，长期以来，虽历史著作如林，都盘踞着帝王将相，从未出现过系统描述历史上老百姓的史学著作。我想其原因不外乎是：英雄史观作祟；也无人肯花大力气发掘老百姓的史料。我有志于此亦可谓久矣。去年春天，在南昌讲学，有家出版社宴请，问我有什么好的选题？我当即建议出版《中国的脊梁——历史上的一百个老百姓》丛书，在座的著名学者胡平教授，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出版这套书的决心。经联系，中国文史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很快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该社的领导、编辑是很有眼力的。 

　　我写过不少书，也编过不少书，但我始终是个单纯的学者，未参加任何党派，无任何官衔，是知识界的老百姓。自信由我来主编老百姓丛书，应当是合适的，更是义不容辞。所谓的老百姓，即无官员身份者，贩夫走卒、樵夫农夫、乞丐妓女、乡村塾师等等，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在贫困线上艰难度日。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中，虽有知名专家学者如邱树森先生、沈重先生，二位与我稔熟，我知道他们与我一样，一介布衣；王荫先生、曹晋杰先生虽担任过“芝麻绿豆官”但早已离退休多年，邓占云先生是中学教师，董迎建女士是退休的文史爱好者、写作者。均百姓也。今天的老百姓，写历史上的老百姓，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争名，不争利，不矫情。他们甚至像历史上那些忘我的老百姓一样，脚踏实地，日以继夜地写作本书，邓占云先生、董迎建女士在短短的半年内，就一人写出了两本书，辛劳可想而知。他们的埋头苦干，着实令我感佩。 

阅读历史上那些老百姓感人肺腑的事迹，我每每感同身受，激起强烈共鸣。童年时，正值抗战军兴，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庄邻蒋大妈、德大妈等，对新四军伤员问寒问暖，百般呵护；已近中年的乡民兵队长姚三爷，抛下妻子儿女，毅然参加新四军，奋勇杀敌，最后血染沙场，成了革命烈士……在“文革”中，我因触犯张春桥、徐景贤之流，被“四人帮”走狗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专政六年多，但我的邻居——复旦大学第六宿舍的老百姓，从“专政队队长”朱老伯到队员，从来没有迫害过我，还常常关心我；父、母相继谢世，我返乡奔丧，村里从党支部书记吕大爷到邻人，都来安慰我，没有一个人拿我另眼相看。什么是“衣冠不论纲常事，付与齐民一担挑”？这就是。古往今来，中国老百姓身上流淌的爱国爱家、匡扶正义、英勇无畏、济难纾困、孝敬父母、怜老惜幼等等，一直代代相传，流淌不息。这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青灯有味似儿时

“青灯有味似儿时”，这是陆放翁的诗句。对于今天都市里的青少年来说，用植物油点的青灯，已经是个遥远的梦。而对我来说，每当想起这句诗，便想起儿时家中及学校里的油灯。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度过的。家贫务农，分外节省。有时吃晚饭，天已很黑，家母却舍不得点灯，笑着对我们说：“反正也没什么好吃的，总不会把稀粥喝到鼻子里去吧！”但是，吃完饭，母亲、大嫂、姐姐，不是忙着洗碗、刷锅，就是忙着做针线活，包括给新四军战士纳鞋底，以及为打破日寇对根据地的封锁而养蚕、纺纱等等。常常因封锁买不到火油（这是当时的叫法，即煤油），只好以豆油、猪油代替。在穷苦农民的心目中，豆油、猪油都是精贵之物，吃都舍不得，现在被迫用来点灯，只能把灯捻子做得细一些（当时灯草也常常短缺），这样油虽耗得少了，但灯光如豆，在微弱的青焰中，发着暗淡的光。但正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母亲、大嫂、姐姐做出了一双又一双军鞋，摇出了一锭又一锭纱，育成一斤又一斤的茧；而我也正是在这样的灯光下，写字，做作业，读《水浒传》等文学书籍，从小学毕业。

这时，已经是1949年的秋天。不久，我考取了海南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战争年代，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走上革命岗位。但是，学校的办学条件简陋，生活艰苦。晚上，我们在教室自修，8个人共用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火油灯。油质太差，黑烟不断。教室的门窗都透风，坐在下风的同学，更不堪其苦：被烟熏得眼睛睁不开，擤出的鼻涕都发黑。于是，我们轮流坐下风，真个是：有烟同熏，有黑同擤。正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我们修完了一年学业，第二年，随着新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我们终于用上了汽油灯，从此在教室里与火油灯彻底“拜拜”了。

作为一介书生，虽说我家的吊灯、壁灯、立灯、台灯，都非豪华之物，但每当夜幕降临，打开灯时，比起当年的青灯、煤油灯来，真不啻是天差地别了。不过，儿时青灯犹有味，人生毋忘艰难时，我很知足。

书桌平静又一年

199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全世界人民正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个庄严的日子。身在书斋，聆听着历史鸣响的钟声，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书桌平静又一年。这，多么美好！

我喜欢话剧，但管窥所及，被感动得泪湿青衫的，也只有一次。那是1955年，适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10周年。当时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不久，具有光荣传统的“复旦剧社”，演出戏剧大师田汉先生的名作《保卫卢沟桥》。当北平的大学生们跪在宛平驻军吉星文团长的面前，痛哭失声地说：华北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请求你们保卫北平，保卫华北……看着这感人肺腑的一幕，我和很多同窗，都止不住激动的泪水。是的，一张书桌有价，而一张平静的书桌无价，它浸透着多少人的血与泪，是多么来之不易。

抗战军兴，我正值儿时。1942年秋，我在盐阜抗日根据地办的新式小学入学。日寇、和平军下乡扫荡时，大人们忙着跑反，学校也只好关门。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941年春，日伪军扫落我的老家蒋王庄的情景。我亲眼看到伪军猛抽蒋家姐姐的耳光，抢走她的金耳环；日寇打着“膏药旗”，耀武扬威……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每当跑反，我又要告别小小的书桌几天，我的心中充满惆怅。我还听大人们说，离我们村只有十几里路的、方圆几十里内最高学府“海南中学”，敌人扫荡时，该校师生坚壁清野，将书桌压上石块，沉到河里去，敌人走后，再捞起来上课。当时流行一个现在和平时期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名词——“游击教学”。显然，这正是游击战争环境下的产物。

八年抗战期间，百姓流离颠沛，辗转沟壑，痛苦万分，虽“离乱人不及太平犬”的古语，亦不足以形容其万一。我的那些老大姐、老大哥——也就是大学生们的情形，又如何呢？1943年4月27日的《新蜀报》载有一条消息，照抄如下：“昆明各大学学生伙食，每月二百卅元，计每日七元五角，可以在大餐店里吃面半碗。”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其实，教授们的日子也同样是度日如年。同年4月15日的《新华日报》载谓：“武大教授有出典旧衣旧书过活者。据云某教授为节省起见，家中不举炊，每餐即购烧饼数个充饥。”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先生，一家人常以地瓜果腹。如果说，这些大后方的师生，还能勉强维持一张书桌的话。那么，在日寇进逼的铁蹄声中疲于逃命的知识分子，则几乎不知书桌为何物了。走笔至此，不禁想起一件往事：1985年，正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我收到一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姚诗正老先生来稿《六十年见闻杂录》，后来我将此文编入由我主编的《古今掌故》第二辑。其中有一则的标题是“一日离家一日深”，文谓：“八年战火中颠沛流离之苦，悲欢离合之情，有所不忍言之矣……大学毕业生某女士奉母命南奔，幸于桂林得一教职维生。民国三十三年敌军进犯湘桂黔，随众逃至金城江，暂憩小于饭馆中。难友谓之曰：余等将步行入川，君母老，将如何？女惨然无策，求众代筹。乃谋之于店主，两三往返之间竟嫁与店主为妇，为母故也。”呜呼！若无战事，此女士在授课之余，当于书桌旁或备课，或夜读，或陪老母闲话，安能草草嫁作商人妇，屈居下流，成了小饭馆的老板娘？此时此地，书桌只能炊薪用，空叹知识贱如泥了！

抗战胜利至今的半个世纪，就莘莘学子而言，除了三年内战期间外，就要数“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书桌最不平静了。在十年浩劫中，有多少正直、善良、无辜的知识分子，被迫离开书桌，被批斗，被变相劳改，被流放，被整死！殷鉴不远，我们是记忆犹新的。无论是外寇日本法西斯，还是内寇“四人帮”一伙，他们对我中华民族的危害，仅就对文化、知识分子的摧残而言，其罪行也是罄竹难书的。

所幸自1976年10月以来，广大知识分子的书桌，越来越平静。即以区区不才而论，每当我在宁静的书斋中，感到疲倦，想偷懒时，一想到往日恐怖的岁月，便会深深感到，书桌平静，殊堪庆幸！于是，我马上又到书桌旁，继续在书海里泛舟，把所见、所思写成书，写成杂文或随笔、散文——不管是喧嚣的白昼，还是万籁俱寂的深夜……

书桌平静又一年。但愿年年能平静。

郑良京

这是一位普通的新四军战士的名字。但是，四十五年来，我却常常想起他。儿时的许多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都从记忆中消失了，这位战士的名字，我却永远铭记在胸。

1941 年，这年我虚龄才五岁。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住进我们的村庄，我很快便与他们交上了朋友。……其中的一位战士，名叫郑良京，更对我喜欢异常。他大约是十九岁，个子不算高，方方的面孔，肩膀很宽。每到他们开中饭时，他便喊我拿着一只小碗，站在饭桶边，然后对班长说：“他们家还没烧饭呢，给他的小碗里也盛一点吧?”班长每次都说“好，好”，而他或别的战士，一得到这个最低指示，就马上给我装上满满一碗。我家很穷，通常一日三餐，吃的是麦片粥，而战士们的中饭，靠人民的支援，即使吃不到大米饭，麦片干饭是没有问题的。一小碗干饭，在今天，算得了什么？但在当时，对我来说，已属珍品了。我总是吃得很快，良京——当时我喊他郑大哥——总是笑着说“慢慢吃，不要呛了!”我跟他真是形影不离，连他们操练时，我也跟去，站在一边看着。晚上，他对我说:“今晚你就跟我一起睡吧。”我欣然同意。

不过，回去跟母亲一说，母亲立刻表示反对，说：“你没看见？他晚上就睡在一块门板上，那么窄，你睡不下的。再说天这么冷，他们的被子太单薄了，要冻坏的。”我吵吵嚷嚷，母亲坚决不同意。郑大哥来了，母亲又重述这些理由，并加上一条：“他夜里要小便的，怎么办?”没想到，郑大哥憨厚地笑着说：“大妈，不要紧的。一条扁担还能睡两个大人呢，何况他还这么小。他跟我睡一头，保证冻不着他。至于小便嘛，我替他拿尿壶好了。”母亲终于不好意思再拒绝，便笑着同意了。郑大哥高兴地一手抱起我，一手拎着尿壶，往他住宿的蒋大妈家走去。躺下后，他侧着身子，紧紧地抱着我，我顿时感到十分温暖，很快便沉醉在梦乡中了。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他们这支队伍就开拔了。临行前，他匆匆跑到我家里，向我母亲珍重道别，并抱起我，在自己的口袋里，掏出半小截红铅笔，送给我，说下次再来时，一定跟我一起玩。可是，这一走，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郑大哥，你在哪里？也许，你早已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牺牲在沙场？也许，你现在已离休，在欢度晚年？……啊，“鱼水情”，永难忘！

鱼水情深永不忘

鱼水情深忆儿时，军民厚谊永难忘。我的童年是在盐阜抗日根据地度过的。老家蒋王庄，离南宋民族英雄陆秀夫的故里长建乡长建里（今建湖县建阳镇）不过十几里地。这片土地虽不富饶，却富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传统。我四岁开始记事。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新四军战士在打谷场上操练的情景，至今仍不时在我的眼前闪现。从此，我们的村庄经常有新四军的连队来住。他们在操练之余，歌声不断。“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震撼人心的歌词，我就是从战士们那里听到，并学会的。

战士们早、晚都喝粥，中午虽吃米饭，多半也是陈旧的糙米。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这比我们家一日三餐的大麦片稀粥强多了。因此，他们吃中饭时，我不免眼馋地在一旁看着。一个四岁小孩的心思，能瞒过谁？一位叫郑良京的青年战士，一连好几天，都盛一小碗米饭给我，还摸着我的头，关切地说：“慢慢吃，别噎着了!”

新四军三师某部的一个医疗队，在我们的庄上住了很久，我家住的茅屋矮小、潮湿，加上我小时很淘气，到处乱钻，以致害了满身疥疮，奇痒难熬。多亏医疗队的一位医生，用硫黄在我全身擦了好几遍，终于将讨厌的疥虫全部杀死。医疗队还切除了我大哥王荫长在鼻孔里的一个瘤子，却分文未收。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拉着我的手，去医疗队看望在做手术的大哥，并向医疗队一再称谢时，医生笑着说：“大妈，我们是一家人哪，不要客气!”是的，军民确是一家人。庄上拥军活动，热火朝天。一位腿部严重受伤的姓乔的老战士，在我家住了有半年多。我的母亲、大嫂给他端茶、送水，如有好的食物，一定会给他也送去一份。后来我听说，他是山东人，是位老红军。

1942 年秋，我进抗日民主根据地办的小学读书，接受新民主主义教育。国文课本第一课的题目是“兵来了”。课文内容：“一、二、一，兵来了，一、二、一，兵来了，新四军来了！欢迎，欢迎!”从儿时起，人民军队雄伟的脚步声，一直伴随我成长。

“老摸爷”

我的童年有数年是在一个名叫蒋王庄的村子里度过的。在村庄的东面、北面，有一条小河静静地流过，真是名副其实的“流水绕孤村”。庄上没有一户地主，基本上全是缺衣短食的贫苦百姓。在炎热的夏天，大部分人都爱喝生水，人们的身上与虱子、疥疮共处，成了“家常便饭”。每到春天，包括我在内的儿童们，都在帽舌或褂子上缝上一小块红布。老年人说，这是防“老摸爷”；而这个令人胆寒的“老摸爷”，是专门爱摸小孩，并且此摸非同小可，凡是被他摸过的儿童，就会立即跟着他去地下的万岁爷——阎王老子那儿去报到。我辈童稚，虽然知之甚少，但又有谁不知阎王爷的可怕呢？因此，即使这位阴间的第一把手，有巧克力、奶油蛋糕招待，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愿意跟“老摸爷”去逛地下十殿的。但是，难道那区区二三寸长的小红布，果真能起到震慑“老摸爷”的作用吗？否。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是，1942年的初夏。我的一位小伙伴——李成贯，发着高烧，说着胡话，在他母亲悲痛欲绝的哭声中，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成贯才六岁，他呆在人间太短促了。大约过了两年后，比我稍大的小桂子——庄子西头蒋国清老爹的一位十分美丽、聪明的小女孩，也被“老摸爷”摸去了。从此，“老摸爷”在我的心目中，成了最恐怖的瘟神，一想到成贯与小桂子之死，便禁不住腹诽，暗暗骂他是“×养的!”

但是，过了不太久，我终于从“老摸爷”的噩梦中醒来。新四军第三师的后方医院，搬到我们庄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用硫黄治好了我的疥疮，并告诉我，世界上根本没有“老摸爷”，倒是有一种病：脑膜炎。她还告诉我，挂那块小红布，根本没有用，而且丑死了。如果得了脑膜炎，就要赶紧吃药、打针，肯定能救活。我非常崇拜这位大姐，顿时感到心中透亮。不过，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想起此事，有一点，反而未免糊涂起来：敝庄人，从什么时候起，居然会把脑膜炎讹误成“老摸爷”，并制造了一个人格化的凶神呢？看来要弄清楚，是颇费稽考了。不过，由此我倒进一步悟出一条：在人间，不仅至高无上的神，是“愚民”创造的，连“老摸爷”之类的凶神恶煞，又何尝不是他们塑造的呢？

一本连环画的回忆

1943 年秋天，我家借住在本家王凤池老爹的三小间空屋中。这年我六岁。一天，一位年轻的新四军女干部住到我家。她把行李放在我和我姐姐合睡的床上后，就去开会了。直到晚饭后，她才回来。坐了片刻,她拉着我的手说:“出去玩玩好吗?”我说:“好的。”那天天空晴朗，月白风清。在明澈如水的月色中，远方持枪站岗的战士在轻轻走动，陆小舍、象家墩、张庄朦胧的身影尽收眼底。她静静地望着远方，沉思不语。在我今天看来，也许她在思考什么问题，也许是被月色陶醉。可是，当时我毕竟是个小孩，忽然对她说:“姐姐,你是想家了吗?”她听了，笑起来，抬起手轻抚着我的头发说:“你真懂事。”就在她抬手的一刹那，我忽然看见她手腕上戴着一个发亮的奇怪的东西。我问她那是什么？她伸出左手腕，说:“这是手表。”并告诉我现在已是几点几分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手表。她轻轻地哼着歌，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半晌，她问我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已上小学二年级了，会写名字算什么？我都会看《盐阜大众》了!”她听后很高兴，夸奖我真聪明，长大了一定有出息。过了两天，她所在的这支队伍又要开拔了。行前，她从灰布挎包里拿出一本连环画给我，说:“这是我特地给你找来的，送给你，很好看的。”我一看,书名是《冰雪中的小英雄》，王德威木刻。这是我平生头一次读到的连环画，而且是宣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连环画。后来，庄上的小朋友争着看这本书，抢来抢去，不久就弄破了。

岁月悠悠。1953 年秋，我在盐城中学读高中时，同窗好友支木林学兄，见我爱好文史，慷慨赠我他珍藏的抗战时期著名文学家阿英先生主编的《新知识》两本。其中刊有阿英长子钱毅烈士写的《华中根据地出版书录》，《冰雪中的小英雄》竟赫然在目。他介绍道:“王德威刻，张拓词。木刻连环故事。1942 年儿童节，儿童生活社刊，图文并茂，48 开横订本。”读着这几行字，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多少回忆！《新知识》至今我仍然珍藏着，已经属于革命文物。20 世纪 80 年代，盐城研究新四军军史的阴署吾、曹晋杰同志，北京的王阑西老前辈、作家钱小惠同志等，都曾经借阅过此刊。我常常想起《冰雪中的小英雄》，很想重新看到这本书。我致电阿英的女儿钱晓云，因为我从她送给我的散文集《飘忽的云》中知道，她认识其父的好友、老木刻家赖少其先生（抗战时在苏中，盐阜工作过）。我想请她向赖先生打听一下王德威先生的下落，也许还能找到这本连环画，惜无结果。如今，少其先生已经去世。此刻，当我在柔和的灯光下写这篇文章时，不禁又想起了 60 年前那个秋夜的月光。那位大姐的面庞、身材，我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短发，皮肤很白，瓜子脸，中等身材。可是，这位老大姐现在又在哪里呢？我谨在这里向她深深地祝福。我没有辜负你的厚爱。怀念你，老大姐！

2003 年8月22日

抢救美军飞行员（节选）

1944 年 8 月 20 日晚 8 时许，一架重型轰炸机坠落在江苏省建阳县（今建湖县）六区湖桥乡金桥村的一块稻田里。这是著名的十四航空队中一架 B-29 型轰炸机。这架飞机曾多次去日本进行轰炸，这是第四次去日本，不料返航时，引擎发生故障，十二名机组人员分批跳伞，第一、第二批因降落在黄海中和敌占区，均遭不幸；第三、第四批机组人员，降落在建阳县境，得到了抗日根据地政府、人民的及时救助。由于这几位美国友人的降落地点及飞机坠落处，离日伪军盘踞的县城湖垛镇很近，日伪军闻风而动，由日军中队长近藤带领一百余人，企图抢夺飞机及飞行员。新四军建阳县总队长王良太〇率领数十名战士冒雨赶到，在民兵的支援下，与敌激战四小时，敌军被重创后逃跑，我军机枪班长李绍义等四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美军威廉·萨沃依中校（大队参谋长)、斯特尔马克中尉（工程师)、奥布赖恩上尉（领航员）、卢获中尉（副驾驶，黑人)、布伦迪奇（上士，射击手）等五人都被及时送到二区区政府，受到热情款待，后又在高作的大卜舍住了几天,送到新四军三师师部所在地益林镇，师参谋长洪学智和数千名战士、群众的盛大欢迎，随后黄克诚师长、张爱萍副师长又接见他们，并召开了欢迎晚会。一星期后，他们又被护送到新四军军部，受到了盛情款待。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军部将五名美国飞行员送到与大别山接壤的国民党所属李品仙部队。他们辗转三个多月，经过艰难的跋涉，由国民党军队妥为护送，终于安全地回到大本营——成都空军基地。抗战胜利后，他们都返回美国故乡。

注：当时笔者正值童年，曾随大人一起去大卜舍看这几位美国人及降落伞，亲眼看到村民对他们的友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