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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文史人物之王翰    虽九死其犹未悔(彭淑玲)

发布日期:2015/7/25 17:03:42  阅读:4239  【字体:
 

 

早期的共产党员中,王翰的名气是比较大的。黄克诚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盐城虽然出了些有名的共产党员,如胡乔木、乔冠华、王翰,但他们都在外地,本地没有什么影响。如今,胡乔木、乔冠华的名字在家乡依然被很多人知道,而王翰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很少,而他实在是不该被遗忘的人。

王翰,原名陈延庆,钟庄陈村人,1911年出生。陈家是书香世家,家境殷实。父亲陈曙东,盐城的开明士绅,人称陈大爹爹,办过陈村小学,做过很多公益事情,极有名望,就连匪寇也敬他三分。叔祖父陈玉澍,道德与文章并重,是盐城地方的大儒。叔叔陈钟凡,陈独秀的高足,一代国学大师。这样的家世与传统给他的内心打了很厚的底子,他是一个视情义与操守为生命的人。

王翰从小在父亲办的陈村小学读书,12岁时,考入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中学,两年后转学至浦东中学。南洋中学与浦东中学都是名气很大的中学。浦东中学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校长黄炎培。浦东中学的校训是勤、朴、诚,王翰的一生是当得起这三个字的,今天的校友集里有王翰的介绍。19岁时,王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一名大学生。

学生时代的王翰是一个有思想的热血青年,在学校里,他有不少时间是用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运动中。我摘录了年谱中的几段文字:14岁,参加五卅游行示威。16岁,与白莽、殷夫一起走到工厂街头张贴标语、劝募,迎接北伐军。学生时代的他,还有过两次被捕的经历:一次是中共交通大学党史大事记记载,19311217日,南京发生珍珠桥惨案,交大学生陈延庆(后改名王翰)、王天眷、龚绍熊等人被捕,那时才20岁时。 一次是21岁时,因打报馆人员一事被捕入狱,狱中的王翰很坦然的与主审官讨论民主与自由,后来在名律师沈均儒、史良等人的辩护下获得无罪释放,王翰也因被捕一事被交大开除,转学至复旦大学。在大学里,王翰做的是职工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上街散发传单,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唱抗日歌曲,组织读书会,他个子高,工人们叫他大陈。

21岁时,王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入党是一件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就在王翰的身边,经常有党员被捕后下落不明,最残酷的时候,上午刚见面的同事,下午可能就会杀害。而在王翰自己,觉得入党是一件无比荣光的事情,就像老电影里的表演,人生充满了希望。这个年青人哪里来的活力?难道真的不怕死么?我想,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难以理解这个年青人的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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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这么多,也许读者会以为这是一个很激进很粗暴的革命者。不,这是一个理性又不乏浪漫温情的人。胡乔木的大妹胡穗新曾经这样回忆王翰在上海的工作: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从暨大来到法租界霞飞路敦厚里乔木的住处。那天没有见到乔木,却见到王翰同志,他慢条斯理地向我谈了国内政治形势。已经是深夜12点了。乔木怎么还没有回来呢?我们都觉得问题严重。王翰不慌不忙地说,情况不太好,看来小李(胡乔木笔名)今晚有被捕的可能。说着,他将乔木的一只放置秘密文件的旧藤包取出来,要我马上送走。王翰同志是那样的沉着、机智、指挥若定,似乎在这小小的亭子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但那时在我的心胸中却蕴藏着一种非常优美的兴致,他们的情操,他们的才智,一心为革命的生动形象,深深地感染了我。

我被这段叙述中的两个词打动了,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这是一个才20多岁的青年人,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事情呀。生活中的王翰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子,经常戴着礼帽,穿着长衫,喜欢诗歌和戏剧,李白、莎士比亚是他闲聊时的话题,工作时也会用《资治通鉴》等古籍里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无论学识还是修养,在领导干部中不多见,在西南工作时有边区才子的美名。王翰的文笔也很好,在上海时办《盟报》时写过评论文章,当时的《盟报》很有影响力。

24岁时,王翰任上海社联组织部长,同年成为“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社联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于1931520,是文总下属的八个左翼文化团体之一。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25岁时,与邓洁、胡乔木和王新元等人组成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王翰为组织部长。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爱国民主人土中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陶行知等均是临委的委员。

王翰早年在上海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包括生活津贴都没有。以他的学历与家世,他的人生可以有许多前程美好的选择的,他家有不少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亲朋故旧。他曾以各种借口向家里要钱,一直到1937年秋离开上海为止,甚至把生活费节省下,贴补一些更困难的同事。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青年人不停地跟家里要钱,总是难以启齿的。王翰为钱的问题窘困过,有过身无分文的时候。

26岁时,王翰去武汉工作,汉口的抗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他,在董必武的建议下,改名为王翰。从此,这个名字陪伴了他一生。当时王翰在国民党湖北建设厅工作,公开职业为农业合作委员会职员,地下身份是湖北临时委员会秘书长、工运部长。28岁时,由周恩来派往鄂北任区党委书记,参加了建立鄂豫挺进纵队的工作,也是新四军五师政治工作的奠基人。在西南工作时,因铁面无私而被人誉为王青天。1943年,32岁的王翰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离开军队去延安,在党中央城工部从事白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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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王翰做到了监察部副部长的高位。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王翰的智慧和性格是没有办法去应付这场近乎胡闹的政治运动的。1958年成了王翰的人生拐点,人生从此开始走向黑暗。当年11月份,监察部连续开了16次全体人员大会批斗王翰,贴了他1100多张大字报,还办了一个王翰罪证展览会,几是群起而攻之的粗暴方式。1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监察机关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彻底斗倒反党分子王翰》,另一篇是《王翰是个右派分子并不奇怪》。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王翰专案材料有五六麻袋之多。一个为了追寻自己信仰的真理,连祖宗的姓氏都可以抛弃的人,怎么可能反党?

就这样,他并未大鸣大放,就被划成右派,定性为监察部反党集团的首领,王翰反党集团骨干份子,是当时的著名右派之一,这样的著名,带给他的是毁灭性的灾难。他成为右派的具体原因也是很冤枉的,因为不同意划一个下属为右派,结果在那个不许有异议的政治环境下,他自己就成了右派。如今,右派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什么叫右派?就是说真话的人,一场反右运动,让中国人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

在这之前,周恩来总理向有关同志打招呼说,王翰即使有问题,也只能属人民内部矛盾,作个检讨算了。在监察部召开的一次揭批王翰的会议中,胡乔木找到王翰,转告了周总理的话,劝他争取主动,作个自我检查求得过关。刚直的王翰说,要我说半句违心话,实难做到。当时与王翰一起处理的,还有曾昭抡、林汉达、黄琪翔、费孝通,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政治的高压下,费孝通先生选择了走安全路线,主动接受所谓的自我发改造,多年后费先生也为自己当年的做法自责过。我想,若是人人秉持着一份真诚与良知,就不会有后来让人哭笑不得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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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1月,王翰下放到三门峡铁工厂当工人,下放时已经48岁了。在那里一呆就是16年,先后做过杂工、翻砂工,一切都从头学起,而且做得很好,他还帮助工厂设计改良机器,教不识字的工人学会看铸造翻砂图纸,他的有些做法作为经验被推广,成了厂里威望最高的老王师傅。他去世时,工人们写了悼词,题为悼念我们的老王师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工人们不知道这个老王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文革开始不久,造反派找到王翰,提醒他,让他出面反刘少奇,并以此作为替他翻案的条件。天真的造反派以为,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一个急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会想方没法表现自己的。王翰冷静地说,我没有反对过刘少奇,我也揭发不出刘少奇有什么罪行。结果又多受了十多年苦难。文革中被批斗,挂牌子游街示众一样不少。在外调人员拍桌大骂,逼他戴罪立功瞎编历史时,他还是尊重客观,替胡乔木、蒋南翔、顾准等300多人写下公正的证明材料。在那个个年代,落井下石或是背信弃义已经成为社会通行的规则,甚至被鼓励。而他永远是一个愿意面对真相说出真理的人。这是一把多么硬的骨头呀,

在三门峡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住的是木板与铁皮搭建的简易工棚。多年的车间生活和各种名目的批斗并没有麻木他的内心,依然保持阅读与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话“看小说《忍耐、等待、戒躁》”,他的思维依然清明,这样的清明也加重了他的苦闷。日记还记了在闲置的空地上种南瓜的事:

1961426   种南瓜

        73    第一个南瓜

        830   收瓜250斤(23分地)

收下来的南瓜送给食堂,补贴那些粮食不够吃的工人。读到这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这是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人呀!这个前半身吃了太多的苦,后半身又遭了太多的罪的人,对生活依然真诚,没有因迫害而扭曲,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依然温厚善良的对待每一个人。

1976年,父亲陈曙东在西宁的弟弟家去世,远在三门峡劳动改造的他无法赶去,只能在19761116的信件中写下:

家父于昨日晨在西宁病故……

1979年,68岁的王翰获得平反。长年的翻砂劳动使他染上了严重的矽肺病,手术中取下的肺叶轻轻地放在盘子上,随即就粉碎了。从1958年到1979年,整整21年,他的生命与时间就这样被无聊的运动给浪费掉了。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21年可以挥霍呀?在这21年里,他也有过几次可以摆脱困境的机会,但交换条件是昧着良心说话,他放弃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曾立志做一位物理学家,以职业之余从事革命的志向。若他当初不选择政治,一定会成为出色的物理学家。

《思痛录》是一本有深度思考的书,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不止一次提到王翰,他赞王翰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铮铮铁汉精神,还有一段话,值得今天的我们读一读:

在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浞、王翰。也毫不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我和他们原来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他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后来在新四军五师任政治部副主任时,他给战士编课本教文化,使用大学生干部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建国后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主张学业务,主张做监察工作要熟悉经济建设,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十六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毫无公理可言。我又一次觉得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参加新四军建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等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198112,王翰溘然长逝。1998年,《王翰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题词,革命信念,始终如一。他用21年的屈辱赢得了历史的敬重,不过这代价太大了。我经常想,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岔路时,是应该坚持真理,保持孤独的清醒?还是委曲求全,跟着时代一起发疯?细细分析那个年代很多选择自保甚至不惜落井下石的人,最后只是换得一时的平安,也有的人并没有换得平安,而是获得更大的灾难,此后的大半生,活在自责的惭愧里,而他可以很坦然地对这个世界说,我问心无愧。

这是一个让人敬爱又很心疼的名字,他的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转自《新浪网》彭淑玲博客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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