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鼎臣（1630～1679），字式九，号海峰。高作薛家滩（今建湖县高作镇）人，后迁居盐城城厢（今盐都区潘黄镇马沟）。其父薛健力行善事，薛鼎臣受其影响，慕善乐道，不邀虚誉而躬行实际。幼年即十分好学，17岁中秀才，19岁补廪生，22岁时以才异选拔入京都太学。在太学进修期间，曾8次夺得考试第一名，“文誉流公卿间”，与当时名士杨雍建等齐名，号称“西清六子”（西清，清代宫内南书房的别称），国子监司业（祭酒之副手）曹本荣待以国士，大学士范文程延为西席，以教其子，不久被选任秘书院中书舍人之职，负责缮写文告、命令等事务。

　　顺治11年（1654），应顺天府乡试，得中举人。其撰书诰令、勅书等内容准确，思维敏捷，深得清世祖器重。不久令他赴河南代行祭奠李尚书，并恩准回乡省亲，回京复命后，即迁升为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任兵科给事中，从此薛鼎臣开始其谏官生涯。

　　薛鼎臣为民请命，不畏强御，刚直敢言，声震朝廷，所匡赞者皆有益于民生、国家，当时名僧原志称其“有古名臣之风”。他刚就任兵科给事中，即上《摘陈时弊以杜贪源疏》，提出 “惟今日而求治平，以惩贪为第一要务”，主张“杜贪源而安民生”。他认为不能大而化之抓惩贪，否则“有司行贪之实事，百姓隐忍而不敢言，上司包容而不能禁”，遂列出当时贪官祸国掠民的具体行径，“有司之取于民者多端，莫甚于私报大户之弊；取于商贾者多端，莫甚于私派当月之弊；取于钱粮者多端，莫甚于私索常例之弊；取于词讼者多端，莫甚于私罚赎银之弊”，把贪官伎俩昭揭于世，并请皇帝“勅下各抚按转行各府州县，竖立木榜，永行禁革”。不久又上《请停察荒疏》，揭露山东肥城、长清以及河南永宁等县官吏虚报垦荒数目，加倍征收国税钱粮，从中渔利，而致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其《请清查兵饷积欠疏》，指出湖广、福建等处巨额兵饷积欠会导致萧墙之祸，必须清查其中侵欺、挪移、贪墨等弊端。此类奏疏一连上了12份，均得朝廷采纳，一批贪官得到惩办。其时，京师民谣云：“薛给事上朝，地动山摇。”

　　顺治17年（1660），升任工科右给事中。当时清朝刚定，田园大多荒芜，天下饥馑不断。薛鼎臣即上疏请详议，指出“水农之政为足民之大本，厘恤丁田之政为足国之大本”，并提出恤流民、禁游手、课农桑、团里社、严诡寄（严禁将田亩报在别人名下以逃田赋）等数策。是年夏，久旱不雨，薛鼎臣借顺治下诏求言之机，上疏揭露“直省诸臣蒙蔽公行、违旨虐民之过”，并列出浙江嘉兴县以备厂夫之名科派、嘉善县以增设乡兵之名派银、浙西道员受贿枉法等数事，请由浙江一省推之他省，予以严查重处。是年秋，薛鼎臣又上疏，请求对建义、苏嘴、马逻、新沟、淤工等黄淮五大险工，着眼坚久，加紧兴修，同时历陈河工官吏侵渔贪污之弊，对关乎黄淮百姓生命攸关之事提出了实在可行之策。

　　薛鼎臣仅兄弟二人。其弟薛荩臣，顺治丁酉（1657）科举人，入第后在家研习经籍。薛鼎臣就任谏官后再未回乡，全靠其弟奉养双亲。顺治18年（1661），薛荩臣染上伤寒，不幸病逝。其时，薛鼎臣父母皆年逾七旬，薛鼎臣遂上《乞假终养疏》，情真意切，至为感人，打动了皇帝，遂得允准，后人多将此疏比之为李密《陈情表》。此时，薛鼎臣才32岁，遂毅然放弃仕途，归奉双亲，“时论贤之”。

　　返乡后，薛鼎臣一心务农，不肯轻易与官府交往，尽心事奉双亲，让二老得以安度晚年。康熙18年（1679），薛鼎臣病逝于家中，安葬于串场河西蔡家港光绪本（《盐城县志·舆地》）。

　　陈玉澍对薛鼎臣为官之道至为赞赏，在《盐城县志》中以数倍于他人的3000字为其立传，甚为完备，亦可见对他的推崇。

　　附，薛鼎臣《乞假终养疏》（光绪本《盐城县志·艺文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