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时，总理与世长辞，那是1976年1月8日，全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我立刻要求回北京，总理的卫士安排我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总理的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时，尽管没有事先通告，天上还下着大雪，但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扶老携幼，在黎明前就沿着长安街伫立等待，痛哭失声。灵车经过时，每个人都深深鞠躬，泪流满面。那时，我们都觉得，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父亲，而且我们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也都处于巨大的阴影中。

北京人民对“四人帮”越来越愤怒，人们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贴满了诗词、颂文。我那时已回到干校，但总有干校的同事趁回北京的短暂间歇去天安门，回来就给我们看在广场抄下来的诗词。这些诗词只有两个主题：怀念敬爱的总理以及对“四人帮”公开的愤怒声讨。

外交部党委发布了明确的命令，禁止抄录和宣传这些诗词，但没有人理他们。向同那时每日骑车上下班都要路过天安门广场。4月5日那天傍晚她下班回家，想停车去广场再看看有没有新的诗词，突然感到一阵寒风吹过，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就赶紧骑上车回家了。不久“四人帮”就派爪牙到广场上殴打群众，撕毁了所有诗词。

与此同时，由于毛主席健康恶化，在外交部，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以前是隐蔽的，现在在新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之间爆发了。乔冠华在毛主席会见外国贵宾时被排斥在外，急于找机会重新参与这些会见。他派车到干校把我接回北京，住在他家里，嘱咐我不要告诉向同或任何人我回来的事。

乔冠华于是详细告诉我那些“通天”的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对我说：“小冀，你太天真了。她们一直想整死你，你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当然意识到了，而且在乔冠华讲这些话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我自己确实是那些人的牺牲品之一，我妻子也是。我不喜欢她们，她们也不喜欢我，但是我觉得在外交部又一次制造不和是危险的。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已经通读了《资治通鉴》，对其中描写的一个发生在2000年以前的历史事件印象深刻。那是后来成为东汉第一个皇帝的刘秀，宽恕了他的死敌，结束内战，从此迎来了东汉王朝200年的和平与繁荣。我敦请乔冠华部长向刘秀学习，我还提到周总理的豁达大度的处事态度，认为仇怨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但是乔冠华苦笑着说：“小冀，你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他告诉我他需要见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挤，不让他见毛主席。他说他是外交部部长，将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译，这样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然后他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询问了有关安全事项，张玉凤问过主席后，表示同意乔冠华的安排。

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外国友人的最后三次会见中，我再次成为他的英文翻译。最后一次是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我住在乔冠华家时，他告诉我他已经靠拢江青，从而在和外交部那些“通天”人物的斗争中得到支持。我吓了一跳，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坏。乔冠华又一次笑了，对我说：“小冀，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每次为毛主席翻译后，我都回到干校。那个夏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24万多人在地震中丧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年，有关这次惨痛损失的原因才渐渐披露出来。原来那时江青一伙正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不允许任何事阻挠这场运动。因此当地震局报告说唐山可能发生大地震时，所有警告大家做好准备的尝试都被阻止。地震在凌晨发生时，所有人都毫无防备，全城很快成为一片废墟。从死亡的人数上看，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100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地震。然而，在唐山郊区的一个小镇，那里震级和唐山一样，却没有人死亡，只有少数人受伤。因为当地政府不理睬上面关于继续批邓、不得终止的要求，通告全镇人民预防地震，采取了在户外过夜等防范措施。

北京也受到了这次可怕地震的影响，有不少人员伤亡。我那时恰好在北京，就安排向同带着两个孩子，还有我的母亲、哥哥和妹妹，飞到西安和亲戚住在一起，我继续留在北京。过了一段时间，余震不再发生后，我的家人就回到北京，我也回干校去了。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9月18日，隆重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和向同都参加了。追悼会事先安排得很好，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工人、农民、解放军都整齐地列队站在广场上。初秋的天气仍很热，街上有许多卖冰棍的小摊贩。追悼会结束后，我走回家。

不久我被召回外交部，告知我已被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委员会的代表。

在纽约时，我有一次写信给在北京的乔冠华的妻子章含之。在信中我非常直率，骂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

几乎在同时，在纽约我们驻联合国使团的驻地，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当时独自一人在房间，没有人可以拥抱欢呼，就高兴得跳起来，使劲鼓掌。我感到极大的解脱，浑身说不出来的轻松。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立刻被召回国内。很快，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国。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通知我的时候显得很担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担心，我觉得“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该结束了，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我回国之前，一个当时也在纽约使团的翻译处的同事要求和我谈谈。他问我对乔冠华部长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的看法，我坦率地对他讲了。不久当我因偏袒乔冠华受到群众大会批判时，我在纽约告诉这位同事的话被当做证据证明我的“罪行”。过了些年，我和这位同事都当了大使，我们在国外遇见了。他把我拉到一边，向我道歉。我被感动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疯狂年代，不仅朋友，甚至有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都相互背叛，以为这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我们又成为好朋友。

我返回北京时，在朝鲜时任志愿军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后来又担任国际司代理司长的毕季龙迎接我。他也对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很有看法，并很同情乔冠华部长。当时外交部的主要副部长刘振华指示，要准备领导国际司开展批判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都非常迷惑，“四人帮”不是已被打倒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邓小平？而且，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仍是正确的？

事情很快就趋于明朗了。乔冠华受到公开批判，外交部部长的职务也撤销了，所有支持过他的人都要接受批评帮助。指定了国际司的三个人专门来“帮助”我。其中一个人那时在外地，从未到场，他后任驻外大使，我们仍是朋友。另两个人在国际司召集大会、小会批判我，不断对我施压，要我坦白和乔冠华一起“搞阴谋”的“罪行”。这时我还是国际司副司长，我的职务也没变。很快他们告诉我暂时不能参加和外国官员的会见和外交事务，紧接着他们又不准我参加部里和司里的会议。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们突然又告诉我，我不能再审阅外交电文和其他外交文件，从此集中精力揭发乔冠华的“阴谋”，并坦白自己在这些“阴谋”中的角色。听到这些话，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对他们这些卑鄙的勾当厌烦之极。我急需呼吸点新鲜空气，就走上了屋顶。他们中的一个人，生怕我会干什么鲁莽的事，赶快紧跟我，满脸堆笑，想说服我下来。我一点儿也没有要从屋顶跳下去的念头，我继续在屋顶散步，他也紧紧跟着我，满脸堆笑，想和我说话。

在这些对我的斗争和“帮助”会上，除了这两个人，几乎没什么人发言批判我。实际上，不少同事都私下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两位当时的处长，杨虎昌同志与后来成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同志，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提醒我注意那两个家伙下一步干什么。一些年轻同事知道我单独在办公室时，就借口给我送报纸或问有关工作的事儿，到我这儿来安慰我，肯定地说他们不相信那两个家伙能把我怎么样，用不着担心。

除了那两个人，我们司又来了一位年纪大的女副司长，我以前从没见过她。她比那两个家伙更急于逼我坦白交代。

几个月以后，这些人从我这里挖不出什么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就决定再把我送到农村去。他们要我一边劳动一边尽量回忆我的“罪行”，还有乔冠华的“罪行”。只有彻底坦白交代，不遮遮掩掩，才有出路。我出发去农村之前，那位女副司长再次提醒我，我的案子还没完。我劳动时要认真考虑我的问题，想起什么就马上向他们汇报。

当外交部组织批判乔冠华时，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在继续。

我回到了以前劳动过的生产队，受到大家热情的欢迎。没有人问我在离开的这一年出了什么事，也没人问关于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事。

1977年7月的一个大热天，我和同事们正在地里干活儿，看见留在家里收听广播的同事又笑又喊地挥手向我们跑来，我们赶快跑到他面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小平彻底解放了!”所有人都跳起来欢呼，我们冲到五七干校的总部好好庆祝了一番。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批判乔冠华的运动在五七干校从来没有真正开展过，这时这些运动更是土崩瓦解了。

于是我有了空闲时间回到外交部几天，找新任领导们谈话。我在朝鲜就认识的凌青大使成为国际司司长，何理良女士是副司长之一，她是代替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部长的黄华的妻子。我的老朋友毕季龙也是副司长之一。我和凌青、毕季龙与何理良谈了好多次，也和政治部的司长杨清华女士和刚从加拿大回国的章文晋大使多次谈话。我还拜访了当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和他的妻子朱霖。

我对他们谈到对我不公正的待遇，谈起外交部某些人不顾总理、毛主席的亲笔指示和主管人事的符浩副部长的多次敦促，阻挠我妻子向同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我说我想证明我是完全清白的，希望重新安排我和向同到华盛顿的联络处工作。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我和向同应该去美国工作，无论是在华盛顿驻美联络处，或是驻联合国使团，还是联合国秘书处。他们告诉我不用担心，但在一切都搞清楚之前还需要些时间。

的确，事情没那么简单。和其他人不同，那位年老的女副司长问我是否已完全想清楚了我的问题，是否准备好了彻底坦白交代。我回答我对她没什么好说的。

大约一年后，我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屋哈伯·莱温寄给我一张剪报，是我在美国的一位老熟人罗斯·芒罗（Ross Munro）写的一篇文章，载于1978年1月18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题为《中国印象》，该文提到我的部分如下：

对外国人来说，发现突然消失了的中国官员的确切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冀朝铸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外交部的官员，几年以前当他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工作时，以他神态自如的举止和对美国事务的了解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于1975年返回北京，在外交部国际司出任重要职务，并于1976年春，在毛泽东和客人的最后几次会谈中充当翻译。

但是激进的“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冀先生就消失了。当一个外国人最近向冀先生从前的一个同事打听他的下落时，这位同事粗鲁地称“我想他身体不好”就走开了，中断了一次本来是很愉快的交谈。

向外国人提供中国领导人的官方照片的一位下级工作人员实际上更为坦率。当问到为什么没有冀朝铸为毛主席做翻译的照片时，他说冀先生是“‘四人帮’的走狗”。

我们可以推断，冀先生确实遇到了麻烦，但没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复出，如果他能复出的话。

但我确实复出了，而且几乎与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

罗斯·芒罗在1977年末离开中国，在1977年末至1978年初的冬天，我被正式召回外交部。我作为国际司副司长的职务都恢复了。王炳南、黄镇和外交部其他高级官员与邓小平进行了多次深入讨论。在一年的时间里，外交部那些曾经“通天”的人以及国际司那位年老的女副司长和那两个“帮助”过我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派到别处去了。

这样，随着打倒“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正式宣布结束后，外交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清理整顿，澄清事实。

 相关链接：《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冀朝铸著。全书以率真的叙事风格，回顾了冀朝铸一生的传奇经历及其长达44年的翻译和外交生涯。期间趣事、珍闻、秘闻异彩纷呈，是一部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真实记录中国现代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的口述回忆录。

冀朝铸的名字总是与世界政要、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生在中国，长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由于其出色的口译能力，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堪称红墙第一翻译；他先后出使南太平洋岛国、英国，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