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春天，杜鹃花开满了大别山的千山万壑，我由六安到达山城金家寨。作为《大别山日报》的青年记者，我曾与这个安徽省战时省会的进步文化团体中的不少文化人士有过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许晴，是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里。它当时也是一个进步文化团体，由第廿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兼任主任。廖是桂系军人，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地位，不得不和币共领导的进步力量搞好关系并求得支持。因而实际主持省动委会工作的，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如周新民、朱蕴山、狄超白、张劲夫等。

当时许晴在张劲夫领导的省动委会宣传部工作，年龄三十左右，他给我的初次印象深刻难忘：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头乌发，乍看上去，不大象个知识分子，倒象是威武的军人。生就一双浓墨似的剑眉，在剑眉下闪动着一对英武刚毅、乌黑明亮的大眼睛。

一次，我被邀请参加由许晴编剧、刘保罗导演的三幕话剧《汪·平疆协定》的演出。听说许晴写成这部三幕话剧，前后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先是广览资料，草拟写作提纲，然后日以继夜一气呵成，编剧的才华令人十分敬佩。许晴不仅是位出色的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演员；他在《汪•平沼协定》中扮演的汪精卫，造型逼真，举止潇洒，令观众赞赏。难怪导演刘保罗操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由许晴扮演汪精卫，真是百里挑一，最合适不过了。”

许晴的眼角、唇边常挂着友好和善的微笑，不论是谁只要和他一见面，就会感到他性格开朗、热情乐观、待人诚恳，浑身有一股子吸引人的力量。参加演出的一些年轻人都很喜欢他，平时对他左一声“许大哥”、右一声“许编剧”，热情非凡。在排戏的间隙，男女青年都喜欢找这位许大哥谈心聊天，提出各种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满面春风地回答各种问题，说起来娓娓动听。扮演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的演员孙其珠(剧团中的主要女演员，外号叫小豹子，后改名孙铮)，每次听许晴同志说到有趣处，更是笑得前俯后仰，流着眼泪叫肚子痛。一些人赞美许晴是“青年翅楚，剧坛精英”。

记得在话剧《汪•平沼协定》公演前，省动委会、青年剧团和大别山日报社等单位，都积极地作了宣传工作。演出地点是在金寨最大的、可容纳上千名观众的“立煌大礼堂”内。入场券分为两类：一类是抗日义演荣誉券；一类是抗日义演普通券。荣誉券对象主要是各机关团体单位，票券最高的10元，最低的5元(那时1—2元可买一担米)。省府各厅局与集团军总部各直属机关单位，为了争面子、斗意气，花的反正是公款，就互相攀比、竞相购买最高票价的荣誉券。

正式公演那天，场外马匹与抬轿熙熙攘攘而来，军政显要达官绅士蜂涌入座，盛况空前。许晴扮演汪精卫，张望(青年剧团团长)扮演平沼麒一郎，孙其珠扮演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杨露扮演陈壁君，张泽易扮演日本外相小野，李为本(李洛)扮演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高崇武。演出效果出人意外，一时轰动了山城，违续爆满三天。要不是国民党省党部在暗中捣鬼上告蒋介石，说是“省动委会在搞赤化宣传”，公演还将延续下去。

在和许晴交谈中，我才知道他还是我的大同乡哩。许晴原名许多，祖籍安徽歙县，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28年中学毕业后，先在南京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宣传工作，后来到北平投身于学生运动。1931年，他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五场的演员养成所，开始电影戏剧活动，曾和白杨合作拍过一部无声影片《故宫新怨》。

“九·一八”事变后，五场演员养成所宣告解散。许晴和一批演员参加了著名戏剧家宋之的和于伶组织的“苞莉芭”(俄语“斗争”之意)剧团。1932年，他接受地下党的派遣，在北平城内西单附近，开设一家“卿云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同时，还积极参加宋之的领导的左翼剧联的活动，并为北平《世界日报》副刊《蔷薇》撰稿。

1933年冬，北平国民党当局以“卿云书店”出售非法刊物、散布赤化言论为名，下令宪兵三团将许晴逮捕。先关押在看守所达半年之久，而后判有期徒刑三年，转移到德胜门外第二模范监狱服刑。他在坐牢期间，坚贞不屈，想方设法在狱中坚持学习和写作。

1936年底，国民党当局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民众舆论的压力下，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政治犯，许晴也获得了自由。他欣喜非凡，特地改名为许晴，表示“重见晴空”。

1937年初，许晴由北平来到上海，经于伶介绍，到学校中编导儿童戏剧。“八·一三”全面抗战后，当时在中国佛教会担任主任秘书的赵朴初，组织成立救济灾区难民委员会，邀请许晴到难民收容所工作。他们一起到上海郊区前线，用卡车撤出一批批难民。不久，许晴向赵朴初介绍刘平若(焦明)顶替自己的工作，他便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是郭沫若同志负责组织的，团员有五十人(男女各半)，分成两个队，许睛任一队的导演。他导演过《放下你的鞭子》，自己兼演老汉角色，在昆山引起轰动。不久日军在金山口一带登陆，前线突然吃紧，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昆山。战地服务团接受命令，沿长江开赴武汉，改组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工大队”。许睛带领队员经常深入部队，或者去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鼓励士气。他还利用空隙时间，进行戏剧创作。

随着时局的不断演变与恶化，国民党当局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反动气焰日益嚣张。许晴被迫离开武汉前往安徽金寨，参加了省动委会，在宣传部长张劲夫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的文艺宣传和戏剧创作活动。

1939年春，戏剧家章洛随陆万美领导的“抗敌演剧六队”来到金寨。章洛和许晴一见如故，倍感亲切。为了鼓舞群众的抗日信念和热情，三位戏剧家决定排演颜一烟的话剧《渡黄河》，许晴自告奋勇担任导演。当时，抗演六队住在距离县城十凡里外的小村庄，门外的一块打谷场，就是排演的场地。许晴每次来执导排戏，要翻过两个山头，步行往返几十里路。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把它当作指挥棒使用。在排戏间隙休息时，大家围绕着许晴天南海北地无话不说，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生活，从戏剧艺术到新闻轶事，许晴给六队同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庆祝1940年元旦，抗演六队在公演了《渡黄河》之后，接受省动委会的要求，为前线抗日将士举行慰问演出。许晴建议，把金寨的文化人和演员的力量集合起来，演出著名戏剧家洪深的《飞将军》，公开售票作为慰劳抗日将士的经费。在当时，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别人疑虑担心，而许晴却信心十足。从决定剧本、安排演员，到演出场地、舞台设计与音响效果等，几乎都是他在统筹规划而包揽于一身。

这次演员阵容以抗演六队为基本力量，外加许晴、何兆琳；省政府和省动委会的领导人陈国栋、卜明也积极支持和参加。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省动委会的一次总动员。

多才多艺的许晴，既是“飞”剧的主要演员，又是执行导演，还是全剧演出的组织者。从公演构思、舞台设计、排戏日程、安排演出场地，忙得他团团转。但他却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运用自如，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艺术才华。演出是在省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草竹棚结构的礼堂里进行的。演出的那几天，天公不作美，细雨霏霏、道路难行，但却阻挡不了观众的热情，公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此期间，孟波等同志从上海抵达金寨。许晴和孟波是老相识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夕，在上海福履理路(现在的建国西路)冼星海的住所，他俩就相识了，重逢予山城感到分外的高兴。

在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孟波、陈超琼(陈岛)、许晴、奠璞(莫朴)、卞璟等人，被分配到安徽省干部训练班参加教学工作。他们几人同时受聘于安徽省政府任咨议(陈超琼为参议)，每月到省府参政咨议活动一次。在一次咨询会上，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方治在鼓吹“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时，许晴以诙诣幽默的口才和犀利的谈锋，对方治进行了讽刺挖苦，使方洽哑口难言，狼狈而退。

1939年7月，许晴第一次和孟波合作创作了《抗战两周年纪念歌》，发表在陈超琼主编的《中原》杂志上。同年秋天，美国进步女作家、《曼彻斯特日报》特派记者A•史沫特莱访问大别山来到金寨，由省动委会出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史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兴致勃勃地演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尾声的“欢乐颂”。许晴与盂波合作创作的《欢迎史沫特莱之歌》，青年剧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以及由刘保罗编导的语剧《满城风雨》，受到史沫特莱的欣赏和赞扬。史氏特别赞赏许。1939年春夏交接之际。许晴创作的三幕话剧《汪•平沼协定》经演出后修改充实，发表在《中原》杂志上。不久又编写出多幕话剧《雾重庆》，先在《中原》杂志上发表，以后又根据陈毅军长的建议，改剧名《雾重庆》为《重庆廿四小时》，在大后方重庆出版，受封戏剧界人士的普遍欢迎。

1940年，安徽省主席廖磊患脑溢血逝世，李品仙接任第廿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实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对大别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作有组织的撤退。许晴、陈茵秋夫妇带着两岁的儿子许雷，随同陈超琼、王芸夫妇，苏宏(骆明)、王玉珍夫妇，莫璞以及李为本(李洛)兄妹，到达无为县开城桥，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当时纵队司令兼政委是何伟同志)。后来又跨过津浦线，到达来安县半塔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成了苏皖边区文化协会；孟波负责研究部，莫璞负责出版部，陈超琼负责编辑部。许晴因地方政权建设的需要，暂时被调往行政专署任教育科长。他在业余时间，仍孜孜不倦地从事文艺创作，并与孟波合作，创作了《水上巡逻队队歌》、《中华民族好儿女》等歌曲，在解放区广为流传。

这一年，鲁艺华中分院在盐城成立，许晴与孟波又一起被分配至“鲁艺”分院工作。那时，许晴风华正茂，创作力极为旺盛。他编写了话剧《惊弓之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阻止我军进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满怀愤慨激情又创作了《王玉凤》一剧(刘保罗导演)，揭露了国民党阴谋消灭新四军、勾结日伪军共同向我军进攻的真相。剧中塑造了秘密党员王玉凤勇敢机智地对敌斗争的光辉形象。许晴的戏剧作品，在苏北各地与部队中演出后，受到普遍的欢迎。

1941年7月，日军以独立12旅团全部，第15、17师团各二部，纠合伪军共一万七千余兵力，在飞机、大炮和汽艇的配合下，由东台、兴化、陈家洋、射阳等地，分四路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区苏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合击，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大扫荡。陈毅代军长根据华中局的决定，曾做了反扫荡的动员部署，命令集中在盐城的部队、机关、学校作紧急转移。华中鲁艺师生于6月22日撤出盐城，先至黄家巷，6月底又转移到阜宁西乡湖垛镇附近，四百多人分散在高马庄等几个村庄宿营。

7月18日，敌人从西路兴化进犯湖垛。当时鲁艺随军部撤至湖垛以北七八里的左庄、汤碾等地。在敌人占领湖垛后，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根据文刘少奇、陈毅同志的指示，要求鲁艺师生立即疏散转移。根据军部的指示，鲁艺师生临时组成两个队：一队由院部、文学系、美术系大部分师生组成，由黄源、何士德、莫璞带队；二队由戏剧系、音乐系大部分和普通班组成，由孟波、丘东平、许晴领队。二队党支部由孟波任支书，丘东平、许晴为支部委员。新安旅行团赴军部请示工作的张平、张杰等四位同志随二队行动。为了保障鲁艺二队转移的安全，军部特派一名刘参谋，指导军事行动。同时，确定由周占熊、徐怡春、丛云生、徐辛、路光、鲁军、徐辉等人组成战斗班，每人配备一条步枪和少许子弹，行军时作前哨，宿营时当警卫。

7月23日傍晚，鲁艺二队从军部驻地左庄的陶家舍出发，准备去盐城西南的楼王庄一带。当时湖垛已有敌军，于是选择了群众基础较好的盐城五区为行军路线，途经吉家庄、北秦庄而后到达楼王庄。盐城西乡的地形，河网密布、沟坎交错，下雨之后，路面油滑，泥泞难行。这对于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鲁艺同学来说，实在是桩难熬的苦事。在黑夜中急行军，时时有人摔倒在田埂边的稻田里；外加七月天气闷热难熬，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人人汗流浃背，个个疲乏不堪。鲁艺二队到达了横贯东西的大河——夹荡港的北岸。夹荡港的河面很宽，水深流急，它是湖垛通往上冈的水上航道。日军占领湖垛、上冈后，对于夹荡港和东塘河两条航道，封锁十分严密。在不远处的河面上，时时出现日军的巡逻汽艇，发出“吐吐吐吐”的马达声响，射出一束柬探照灯光。

丘东平凭借多年战斗生活的经验，沉着地指挥队伍过河。不久，战斗班的同志在群众的支持下，总算弄来了一条小木船。二队立即紧张而有秩序地分批渡河。化了两个多小时，二百多人才全部抵达了彼岸。约摸在深夜一点多钟，来到转移中的第一个目的地：北秦庄。

 进入北秦庄后，由于疲劳、紧张、饥饿加困倦，二队师生纷纷要求就地宿营。队领导同意当晚在北秦庄宿营，大多数人宿于秦氏祠堂内，部分分散在乡亲家借宿。大家卸背包，吃夜饭，洗脚后打开背包，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孟波、丘东平和许晴派警卫班韵周占熊、鲁军、沙帷(欧阳道云)去村外警戒巡逻。同时，又派人与乡政府和附近驻军取得联系。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三人才挤在稻草地铺上准备入睡，此时，北秦庄一片寂静。当许晴等人入睡不久，突然间，西南方向传来一阵“吐吐吐吐”的汽艇马达声，接着又是东北方向响起阵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周：占熊听到枪声后，立即跑到秦氏祠堂，把情况向领导作了报告。原来背靠墙壁、半躺在地铺上的丘东平，立即一跃而起，和许晴、孟波聚首商议。他们感到情况紧急，立即把一张盐阜区简易军用地图摊开在地铺上，借用电简的光亮，弄清敌我的地理位置，分析敌人侵袭意图，然后作出决定下达命令，全体紧急集合！……

7月24日凌晨，鲁艺二队师生在秦氏祠堂的大院内紧急集合，许晴作了紧急动员。队伍出发时，他和战斗班走在前面为前卫，丘东平居中，孟波垫后。当许晴等前哨队伍刚刚走过一座木桥终半里路时，遇到五区区长魏心一。许晴和他握手谈话了解情况。此时，晨雾很大，许晴隐约发现前面有支队伍开来。一时难以分清敌我。许晴和战斗班同志前去观察，当他们跨步不久，对面敌人就开枪了。原来是一队鬼子和“二黄”(伪军)，分乘几条汽艇，从皮岔河途径孟家垛与西吴庄，正向北秦庄扑来。

据后来证实的情况表明，原来敌人获得情报：《江淮日报》社驻扎在北秦庄。敌人决心一口吃掉它，但没有料到，报社于前一天，已向别处转移了。鲁艺二队对此情况却一无所知，以致遭到了敌人的暗算。……

再说，当许晴和洪明同志到桥头时，发现与敌人正面遭遇。洪明要求许睛先走，许晴坚决地回答：“我是负责带队的，怎么可以脱离队伍!”他叫洪明先过河，而后命令大家后撤。自己毅然带着战斗班伏地隐蔽，依靠几条步枪微弱的火力，阻止敌人前一进，掩护师生后撤。许晴的八音手枪，仅有几颗防身自卫的子弹，几下点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隐伏在附近农民秦书友家后河中的芦苇丛中，监视前方来犯的敌人。而凶残卑鄙的敌人，却从他们的身后悄悄地迂迥过来……许晴和几位战斗班的同志壮烈地献出了生命，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敌人从东、西，南三面包抄过来，鲁艺二队师生只能从木桥上冲出突围。可是，狡猾的敌人已在木桥西南方向的坟堆上，布下了火力网，死死地将木桥的出口处严密地封锁住。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丘东平立即冲过木桥，站在一个土堆上，沉着地指挥师生突围向西转移。有几位学员看到他目标暴露，处境危险，就急切地劝道：“丘主任，快跟我们一起转移!”丘东平毫不考虑个人处境丽坚决地回答：“不!你们快往北转移!”他举起手枪射向猛冲过来的敌人。就在此时，一梭机枪子弹突然射来，丘东平的腰部受了重伤。他咬牙忍痛从地上爬起，一瘸一拐地撤退到北秦庄西的一条泥沟旁。紧追不舍的敌人又追上来，丘东平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当他的遗体被发现时，折成环形的黄油布雨披，还斜挂在他的肩上，在他的背包里，还藏着他形影不离、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茅山下》的手稿。

许晴同志的遗体，由农民陆凤德的父亲和另一位农民，从河里打捞起来，同其他二十七名殉难烈士一起，被埋葬在北秦庄西北的东张庄。鲁艺二队师生在张家祠堂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驻扎在当地的三师七旅二十团二营的指战员，也参加了朴素而肃穆的追悼仪式。追悼会后丘，东平遗体被安葬在古墓寺北面。为了纪念丘东平和许晴同志，后来，这个乡里的人们就把丘东平牺牲的地点改名为东平村，北秦庄改名为许晴村。

不久，突围中被冲散的师生，辗转来到新四军军部的临时驻地阜宁县周门。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等首长，亲自接见了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军首长恳切地鼓励大家：不要因为遭受挫折而灰心丧气，要重振士气，鼓舞信心，继续战斗，为死难的战友报仇雪恨!

在盐阜区反扫荡取得胜利后，陈毅同志在《新四军革命烈士纪念文集》中，亲笔题写《本军抗战将校题名录书端》一文，其中写道：“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殉’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陈毅同志的纪念文章，反映了我党我军的指战员，对鲁艺二队牺牲烈士的悲痛惋惜的心声和无限缅怀之情。

许晴同志离开我们经四十八年了。他的党性原则、公仆的品格、艺术才华和战斗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那高大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留在人民的心中，留在中华大地之上，留在永恒的人世间。

  转自《中国新四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