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章含之是1997年，因为我写了章老《丹心一片情无限》的文章，她读后感慨万千，热泪盈眶，她说“文章写出她和冠华的情感，是她和冠华肝胆相照的真实写照”，从那之后，我们几乎没有间断过联系。如今快4年时间，使我在清明节经常缅怀章老讲述的件件往事，她的传奇人生定格在2008年元月26日（逝世）。

我和章老第一次见面，是1997年7月的一天下午，北京骄阳似火，经振兴盐城北京咨询会王俊老介绍应约来到史家胡同51号（章士钊故居）采访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江苏建湖县庆丰镇东乔庄人）遗孀章含之。章老刚从朝阳医院住院换肾回家，身体十分虚弱，当时虽然只有六十三岁，但看上去却十分苍老，但高大的身躯，博学多才，思维敏捷，谈吐言词，一代才女的丰韵仍不减当年。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原约定采访时间半小时，结果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她拖着病体接受采访，大汗淋漓，说得是那样动情。采访中，我们还得知，那是她出院后第一次接受采访，她对我说：“因为你们是来自冠华故乡，同时又是德高望重的王俊主任介绍来的。其他来访者，我是闭门谢客，概不接受采访……”

她深情无限，她感慨万千，她才华横溢，精通六国文字语言，了解多国礼节。

她讲述的往事一件件、一桩桩，铭刻在笔者心中，如今斯人已逝，往事呈现在眼前。

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做过毛泽东的英文教师，在她的一生中，父亲章士钊、领袖毛泽东、丈夫乔冠华三位人物对她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她与祖籍我县著名外交家后半生结合，成为终身伴侣的故事，更使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35年，章含之生于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章士钊及家人离开北平迁居上海。上海沦陷后，日本人强迫章士钊和他们合作。章士钊严词拒绝，并秘密出走，先往香港，后至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上海。章含之和母亲在日军铁蹄下的上海苦熬了8年。

1949年4月，章士钊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张治中去北平。不久，张治中和章士钊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方面。

1949年11月，章含之和母亲按吩咐迁居北京，章含之进北京贝满中学（后来改为五一女中）读书。1953年高考前夕，章含之想报考水利专业，将来投入到经济建设第一线。临近高考时，学校党组织找章含之谈话，希望她报考外语专业。她当时思想很矛盾，不愿报外语，又觉得应该服从组织需要。她征求父亲的意见，章士钊说：“我看你学工科不一定例行，就不如学外语倒是蛮好的呢？”既然如此，那就服从组织的意见吧。尽管她的考分很高，足以考入清华，却因第一志愿而“优先”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1957年夏，章含之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去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又经过两年研究生学习，1960年留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

1963年对于章含之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她成了毛泽东的英文教师。

章含之获得如此幸运的机会，完全根源于她父亲和毛泽东的关系。诚如章士钊所说，他和毛泽东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毛泽东和章士钊的交往，可追溯到20年代初。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送一部分有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急需一笔钱。他去请章士钊帮忙。章立即动员社会名流捐款，共筹集银元2万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1963年，毛泽东和章含之谈话时提起此事，说要以10年为期，每年2000元，归还这笔“借款”。几天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来2000元。章士钊十分不安，表示决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钱是募捐来的。毛泽东说，还是找个借口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补助，他给共产党员的帮助哪里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此后一直到1972年，章士钊每年都收到2000元。从1973年起，毛泽东提出，“还要还利息”，实则还要继续给章士钊以补助。不过，章士钊在这一年病逝，“还息”计划也就终止。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1963年。这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寿辰。除了亲属，毛泽东又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赴家宴。邀请时特意说明：不带夫人但可带一名子女。章士钊带了章含之去。

这是章含之第二次见毛泽东。第一次，还是13年前的事。1950年国庆节，毛泽东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那时章含之才15岁，随父亲去了中南海。因为是小孩子，对大人的谈话不感兴趣，毛泽东看出来了，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时再回来。”于是江青笑着要章含之跟她走。十几个孩子就跟江青在中南海，一直玩到吃饭。

这次不同了，章含之已是年近30的英文教师。毛泽东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后说：“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说玩话：“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泽东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章含之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父亲打圆场了：“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毛泽东说：“那好！”

一周后，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打来电话要章含之定个开始教英语的日期。

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这样持续了半年。每次读完英语，毛泽东往往要和章含之谈论一会儿的事。这些谈话，给章含之印象最深的，是对他父亲的评价。毛泽东问起章含之和父亲的关系。章答：“生活上是家人，政治上是两条路线。他是旧官僚的代表，我是共产党员，要和他划清界限。”毛泽东不赞成“划清界限”的说法。他对章含之说：“你父亲一生做的好事很多。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说到这里，毛泽东和章含之都笑了。毛泽东继续说：“至于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

还有一次，章含之和毛泽东发生了争论。毛泽东问英语教材以什么题材为主。章含之答以文学题材为主，也有新闻、政治等内容。毛泽东主张以政治题材为主。章含之坚持应以文学题材为主，还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她的观点。毛泽东说：“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章含之坚持七分文学三分政治。毛泽东说：“你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

章含之把毛泽东的意见对学校领导讲了。“文革”中，章和毛的争论被捅出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章含之宿舍外的墙壁，说她“胆大包天”、“对抗毛主席”，还挨了多次斗争。后来章含之又见到毛泽东，提起此事。毛泽东笑道：“啊呀！那是受我牵连了，我来给你平反！那是自由讨论，我的意见也不能强加于人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含之受到冲击，给她贴的大字报不少，骂她是“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黑五类”。她被踢出“革命群众”队伍，打入“加册”。

面对混乱的局面，章含之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接见。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主席说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章含之无所适从，在全国大动乱的政治风暴中沉浮。她被列为审查对象，搬到学生宿舍接受监督。

无可奈何中，章含之又上书毛泽东：军宣队工宣队支持极“左”，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师生。毛泽东在信上批示：“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1969年10月，由8341部队组成的军宣队进入外语学院。章含之的处境顿时改观，由阶下囚一变成为军宣队的座上客。

1970年6月14日毛泽东把章含之召到中南海。毛泽东同她谈了教学改革的问题。毛泽东决定派章含之负责外语学院的教学改革。谈完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要是同意，我去告诉外交部。”

这样，1971年3月末，章含之走进了外交部。先在亚洲司做一般工作，尔后是副处长，不久又提升为副司长。但她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各种外事场合担任英文翻译。特殊的工作岗位，使她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又像在中南海教英语那样多起来了。但事过境迁，她再也找不到60年代那种坦诚、宁静的气氛。

此时，章含之的丈夫有了外遇。夫妻关系破裂，分居已经几年。章含之受传统观念影响，怕别人议论，迟迟没有办里离婚手续。

1972年9月29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刚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听取中日首脑会谈情况汇报。在座的有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和几个工作人员。章含之也在座。谈话气氛很轻松。79岁的毛泽东心情很好，古今中外，谈了很多。突然，他话锋一转，说起了章含之：“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章含之以为毛主席在开玩笑，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批评，是没有出息！”毛泽东说：“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突如其来说到伤心事，章含之哭了：“主席，别说这事，好吗？”毛泽东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人都很惊讶，谁也不好插话。章含之鼓起了勇气：“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毛泽东对章含之的批评，在刚刚死去夫人的乔冠华心中掀起了波澜。过了几天，乔冠华问章含之：“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章含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什么情况？”乔冠华：“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的情况。”章含之一时有些慌乱，简单介绍了自己婚姻的不幸。一种心灵感应在两人心中暗生。

此后，在章含之正式办离婚手续之前，乔冠华和章含之一周总要通几次电话。他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乔冠华在电话中突然发问，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章含之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乔冠华停顿了好几秒钟，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章含之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她哭了：“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

乔冠华问为什么？章含之说，我也说不清，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乔冠华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章含之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

于是，她深夜起来给乔冠华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你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你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章含之在信中还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更多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你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尝不珍惜你给我的真情。但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牺牲。”

章含之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不光是子女反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也非常沉重。章含之和乔冠华组成新的家庭时，一个已60岁，一个才38岁，相差22岁。他们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可以说整个外交部和北京城都沸沸扬扬。就连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也向章含之发出了警告。她对章含之说：“毛主席鼓励你自己解放自己，是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工作，没让你马上跳到‘乔老爷’的船上去谈情说爱。”言下之意是章含之不该如此放纵感情，“令主席失望”。

章含之把信送出去两天后，就收到了乔冠华的回信。他在信里极其生气！他说他根本不听她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她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重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这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爱情要他舍弃一切，他也完全无所谓。他需要的是他所爱的人的爱，而不是什么折磨对方的自我牺牲。

乔冠华的信深深地震憾了章含之。之后乔冠华每隔一两天便要给章含之打一次电话，他的痴情深深打动了章含之。最后，她决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乔冠华相伴一生。

1973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乔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急匆匆去看她。她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果然，没有等章含之问他，他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章含之说：“今天早上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

章含之知道他多么希望两个人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章含之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她一起前往。三年五载他们将长期分离，而乔冠华那年已是整60岁了。

显然这时的章含之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她后来是这样认为的：“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

章含之第一次看到乔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章含之说：“还是由我来向主席报告吧。”她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她故作轻松地对乔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但是他们俩都笑不起来，后来，章含之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

1973年，章含之父亲章士钊在香港去世，丧事完毕后，周恩来建议乔冠华搬到章含之那里住。乔冠华欣然同意，后来毛泽东听说此事，连声说这样好，还笑呵呵地向乔冠华打趣道：“这一次啊，乔老爷真是上了花轿了呵！”

1973年12月11日，乔冠华迁入史家胡同51号，与章含之正式结为伉俪。从此章宅又成了章含之和乔冠华的新家。他们在这里共同经历了十年幸福但也充满风雨的人生之路。

可贵人生风雨路，丹心一片情无限。如今章含之走了，几年时间，但在我的脑海中始终留下深深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