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制订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此时，外交部贴出了许多揭批“四人帮”的大字报，直接点了乔冠华的名，其中有一张题为《〈红都女皇〉是怎样出笼的？》的大字报，是这样说的：

　　“……美籍中国作家韩素音也得到一本《红都女皇》。韩见此书，大吃一惊，在伟大祖国出现蛀虫，泄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算，还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者并声称‘本书承江青本人口述’，使韩更加难以相信。韩立即乘车去中国驻美联络处会见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工作人员把韩引进会客室，说：‘黄华在联合国参加国际贸易会议’，韩立即打电话到联合国会议厅找黄华，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离席，我要告诉你一个骇人听闻的事。’黄华说：‘我立即就来，请你稍等片刻。’黄华把准备发言的讲话给安致远（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代他发言，然后驱车回联络处见韩素音。黄华急步跨入会客室，韩拿出红色封面的《红都女皇》一书，黄华翻书急阅，大惊失色，稍停片刻，就代表中国人民向韩表示感谢，并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把书借我一阅。’韩表示把这本书送给黄华，便于调查此书，消除国内隐患。黄华送走了韩，发急电给乔冠华外长告知此事，要求外长调查，并说：‘魏特克本人面貌由我澄清，国内事你解决。’但乔一直没有给黄华回音。在黄华再三告急的情况下，乔又敷衍过去了。不久，中国有个代表团访美，黄华亲自接见代表团负责人，并要他把这本书交给乔冠华。代表团回国后，将此书交给乔冠华，并带来黄华一封信。黄华在信中重申了此书利害关系，并要乔一定把此事搞清楚。乔拿此书和章含之研究，章说：‘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因为第一次接见魏特克时，我就在场，了解一些情况。’章思考了半天，说：‘我看这样，这件事等黄华回来，还是由他去搞。毛逝世后，江有可能当主席，我们调查到她头上，不是好惹的。不调查，讲我有欺君之罪，是里通外国。只回他一个电报，说正在调查。’一天，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值班，收到了黄华的加急电报，说：查《红都女皇》一书，作者魏特克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盗窃了许多中国情报，要乔立即回报中央。王海容立即驱车到乔的住处，不动声色地说：‘《红都女皇》一书，你调查得怎样？’乔大惊：她怎么知道了？但乔还是隐藏内心慌张，说：‘调查无头绪，可能涉及中央某些领导人，我正想向中央汇报，正好你来了，我们一起商量吧。’乔顺水推舟地把书交给了王海容。王出了乔的住处，打电话给汪东兴，问毛主席最近忙不忙？我想和毛主席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汪说：‘你来吧！’王带着黄华的电报和《红都女皇》这本书见毛主席，先拿出书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气得很，随后又拿黄华的电报给毛主席看，主席看了在上面写了‘江青有武则天之志，无武则天之才，有吕后之威，无吕后之德。’……”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章含之去机场接他，告诉他：部内贴了许多大字报，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乔冠华对革命事业仍是一片赤诚，他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打倒‘四人帮’。我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现在这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可是，事情并不像乔冠华想的那么简单。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内容是：

　　一、党中央

　　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

　　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

　　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中央军委：

　　主席：江青

　　副主席：王洪文、毛远新、孙玉国

　　总参谋长：毛远新

　　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

　　总后勤部主任：田维新

　　北京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孙玉国

　　“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乔冠华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这年11月11日，乔冠华会见蒙古新任驻华大使鲁特·楚龙巴特尔，具体商谈有关递交国书事宜，这是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几天后，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他的外交生涯从此画上了句号。

　　粉碎“四人帮”半个月后，乔冠华的老友、龚澎的同学韩素音，再一次访问中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10月22日我申请去中国。大使馆内人人笑逐颜开，所有的阴霾都烟消云散了。”

　　“但我心里仍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烦恼不已。这就是乔冠华怎样了？他怎么会迷了心窍，在四月份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示威游行呢？也许他总是被迫的，这种一时的闪失一定可以得到宽恕。”

　　“我到中国后，发现乔冠华情况很不妙……”

　　“乔的许多朋友也很难过。‘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周恩来是乔冠华的保护者，是乔的良师益友，把他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培养成外交部长，他怎么能与周的敌人为伍呢？”

　　“也许是因为他害怕再一次遭受1966年至1967年那样的折磨，在从‘四人帮’家抄出的名单上，他榜上有名，计划在张春桥当总理后，让他当副总理。”韩素音也为乔冠华惋惜。

　　（摘自《大时代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