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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仁传（唐张新）
马玉仁（1875～1940），谱名曰能，行名曰仁，其显达后更名为玉仁，字伯良，世居高作马家墩（《建湖县志》作马家滩，陈衡志《马玉仁生平浅述》作马家墩，并注为建湖县高作镇陆沟村。今陆沟村并入马楼村，《建湖县志》续志马楼村有村庄名马墩。《马玉仁抗日事记》作盐城县第六区界沟乡马家楼子。）
马玉仁出身贫苦，幼年曾随父母流寓阜宁朦胧镇（周梦庄《谈谈马玉仁》）。其父马京元种不起田，常给人家打短工，做杂活；其母董氏则常给人家缝补浆洗。马玉仁刚成年，就随乡人挑卖私盐于庙湾场与东沟、益林（今属阜宁县）之间。在此过程中，马玉仁逐步养成剽悍粗犷、铤而走险的个性。
马玉仁曾从乡邻武举薛兆风之弟薛德扬习武，光绪31年（1905）应县武科童子试，名列小牌第八，初选合格，不久科举废除而未获武秀才。此后，马玉仁随其三姐（适唐氏，人称唐三姑奶奶）重操走私旧业，又拜青帮“大”字辈刘海峰为师，并与阜宁沟墩盐匪陈正丸等相勾结，逐渐羽翼丰满。因其体格魁梧，好勇斗狠，被群枭推为魁首，成为淮西、里下河一带贩卖私盐团伙的首领。光绪33年（1907），马玉仁率团伙收盐于通洋港一带，在小关东北陡沟与清廷武卫军缉私营遭遇，当场格毙营兵2人、致伤3人。两江总督刘坤一传檄淮安府，“六县会拿马曰仁”。次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将两淮缉私营交扬州青帮徐宝山统领，马玉仁遂投奔徐。徐赦免其罪，收在辖下虎字营当兵，改名马玉仁。徐宠为心腹，三年时间内由伍长、什长连续升至第三营管带（相当于正营）。
辛亥革命初，徐宝山配合镇江民军都督林述庆攻取南京，马玉仁因参战有功，升授江苏陆军第二军第十五标标统（相当正团），不久移驻盐城，十五标标部设在盐城西门之泰山庙，负责盐城西南和西北乡的防务。民国2年（1913），袁世凯篡权，马玉仁背叛革命，通电效命袁贼，升任扬州混成旅旅长，北洋政府授其为陆军少将。后因攻克南京有功，擢升陆军中将，实授扬州游击统领。此后，因屡建战功，军职不断升迁，历任淮扬镇守使、陆军第二师师长等职，拥兵淮扬九易寒暑，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小军阀。民国12年（1923），曹锟贿选当上大总统，马玉仁受封为衡威将军。民国13年，在江苏督军齐燮元发动的驱逐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部的江浙战争中，再立战功。次年1月，北洋段祺瑞下令任命其为淮扬护军使兼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齐燮元下台后不久，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的孙传芳继而主浙，同年10月在打败奉系的战争中，马玉仁因功被委为联军第七军军长，统率江苏各师旅。民国15年（1926）春，与孙传芳发生摩擦，被解除军职，遂去青岛、上海法租界过起寓公生活。是年底，直鲁联军张宗昌部欲进据江苏，闻马玉仁为孙传芳所弃，遂任命其为直鲁联军第十二军军长，授陆军上将衔。次年6月27日，与北伐军李宗仁作战被俘（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旋即被释，然其所部散兵游勇回窜苏北，为匪为盗。民国17年（1028）参加江精卫的国民党改组派。民国19年（1930），马玉仁接受冯玉祥、阎锡山的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七军军长的委任，潜回盐阜，招集旧部，起兵反蒋。时马玉仁到处收编土匪，并不顾民怨，以抢掠代充军饷，造成军纪涣散，斯时，南商北客裹足，路绝行人水断舟，整个里下河地区深受祸害，时称“闹马党”。苏北各地纷纷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清剿，同年10月，为江苏保安处长李明扬率部击溃，马玉仁率部由海路潜大连。13日入海前，其所部杀害被掳走的沙沟镇绅士、省参议员赵雪（赵雨生）（一说为流弹击中）。不久，马玉仁在大连被蒋介石南京政府捕获。后因蒋、冯、阎议和，又得张学良从中斡旋，获赦免还乡。
1930年之前，马玉仁即已仗势强占、贱买千余顷土地，主要分布于今射阳县境中兴桥，建湖县境的上冈、高作、朦胧，阜宁县境的喻口等地。此次战败后，其在高邮、宝应、兴化、淮安、盐城、阜宁等地的所有土地和财产均被没收，后通过关系交涉，发还其沿海部分财产。从此，马玉仁也就一直以马东滩为基地，致力于海滨的田庄经营，后在清江、高邮、宝应、兴化等地买下田地近10万亩，建有仓房40余处。这期间他的思想也有所变化，对此前的罪孽也渐有悔意。从1932年至1935年，马玉仁自己出资疏浚里下河重要入海通道黄沙港，对流域内防洪、防潮、灌溉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人们所称道。其时，他还在上冈镇兴办过纺织厂，在上冈东乡津口、盐城城厢等地兴办新式浴室等实体。
抗战爆发后，马玉仁毅然请缨杀敌，未获当局批准。民国27年（1938）春，第二十四集团军军长兼江苏省府代理主席韩德勤因马玉仁参加过改组派，恐其投靠汪精卫，将其诱至淮阴软禁。马玉仁誓言决不卖国苟生，再三表明自己抗日决心，韩德勤曾与李守维密谋杀之，经李劝解方未敢擅断，将其送至武汉。蒋介石召见他谈话时，要求委以民军军职，捍卫国家。蒋调侃他说：“公老矣，当此国家兴亡之时亦可休矣，其移家（与）牛器以避烽火乎？”马玉仁以国家生死存亡关头，老匹夫岂能坐视，一再要求带兵抗日（陈衡志《马玉仁生平浅述》）。几经努力，获授军事委员会陆军中将咨议兼苏北沿海第一路游击司令，给予其一个纵队的编制。
次年春，马玉仁转道香港回苏北。途中经兴化请其三弟马玉怀协理军务，其弟劝他说：“我们弟兄枪又玩过，兵又带过，差点搞得家破人亡，还是歇息好多少呢。”马玉仁断然回答说：“我要求国家起用我打日本鬼子，实在是为找个好死场啊！”在派人向第二十四集团军注册时，韩德勤以证件过期为借口，拒不登记。屡经交涉，韩只拨他一个营的给养，而且明言不允许设立司令部。马玉仁愤然抗拒，毅然打出苏北沿海第一路游击纵队旗号，设司令部于安乐港（今射阳县合兴乡安乐村）吴壮飞的庄圩内，自命为司令，并任命其外甥计雨亭为副司令，自费组织人枪，建立起2000多人的抗日游击武装，下设4个直属大队、1个侦察队和1个小刀会。为整肃军纪，马玉仁枪决了一贯掳掠民财的嫡侄马益华。尽管身处逆境，面对强敌，他仍继续高举抗战旗帜，在盐阜沿海一带与敌战斗数十次，其中较大的战斗有7次。其时负责范堤一带防备的国民党89军33师和税警第八军不但不与支援与配合，还散布流言动摇其军心（《马玉仁抗日事记》）。其时，人们对苏北国民党部队的表现有“三溜八跑大楞种”
1942年初，抗日民主政权盐阜区行政公署举行公祭大会，马玉仁列为追悼祭祀的烈士之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昌建造百花亭，勒石纪念百名抗日殉国将领，马伯良（马玉仁）列名第97位。民国36年（1947）国民政府明令给予褒扬，以蒋介石名义颁发“哀荣状”，3月14日追赠少将，6月18日复追赠陆军中将。
马玉仁牺牲后，其遗体几经转折，运回老家安葬。其墓在今建湖县高作镇高群村（原荣群村四组东北角）西塘河畔，原占地5亩，墓的四周立有水泥栏杆。据传，这方墓址系马玉仁生前所择。“文革”期间被毁墓掘尸，夷为农田。其独子马益华与妾王氏的两座墓在马玉仁墓的北侧，现仅存砖砌外廓。
按，马玉仁以盐枭而起家，纵武力于乱世，最终能在抗日战场上寻到“好死场”，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念可谓动人。李寄农（民主建政时盐城县政府秘书）《盐城县建政前后的情况回忆》中明确地说过：“马玉仁是个民族英雄。”据说，《盐都县志》初稿中曾将马玉仁定性为土匪入史，讨论时为众人一致否定，说明一个人如能坚持民族气节，是非自有公认，这也就是马玉仁所期待的“好死场”。据《盐城人文景观》，马玉仁牺牲后，兴化县县长李一诚送来挽联，其联应该说是马玉仁之知音之联。其联曰：“功令总动员，视死如归，后死安能知死所；偏师抗顽敌，毁家纾难，先生早不计生还。”
又按，胡应庚、陈中凡《续修盐城县志·赵雪传》记有：“马玉仁起盐徒，历职至淮扬护军使，势张甚，众莫敢谁何，雪独斥言其失，无所假借。十四年冬，孙传芳解玉仁兵柄，夺其职，玉仁疑事发自雪，阴衔之。十九年春，阎冯战事起，玉仁受阎委为第二十七军军长，由海道入据阜宁合兴镇，进至县境东郑庄，涉沙家庄，遣其党四出剽掠。会省保安处长李明扬率所部莅盐进剿，用以其众犯沙沟镇，执雪去，北窜至阜邑陈洋镇，省队自后追及之，玉仁众大溃，只身遁，雪遂遇害，时民国十九年十月十三日也。”此传由《续修盐城县志稿第一辑》刊出，其中“马玉仁起自盐徒”一语遂起波澜。时盐城的国民党内部有西南派与中央派之争，胡应庚属西南派，故中央派人士认为此乃无所据而毁马玉仁，遂由数人集商，草成《续修盐城县志稿第一辑攻错录》用薛综缘具名，马玉仁出钱，赴沪用铅字汉文正楷印行（周梦庄《历修盐城县志简况》）。据胡应庚自述，曾受马玉仁派人胁迫，胁迫不成遂请人编纂《攻错录》，似有意回避当时派系之争背景。今观此传，其述“马玉仁起盐徒”，从立传角度并无大错，因为此并非为马玉仁立传，自可只言其大脉。不过，从实际而言，幼时马玉仁虽随父贩运私盐，不可视为其出身，而其从乡邻习武，欲走武举一途，至30岁时童子试初试方成，足可见其内心之取向。无奈科举废而前途失，遂再入贩私盐之业，以此为前途而逞强于世，不亦有时势之因素？胡应庚若立马玉仁传止言其起自盐徒则必误，且有其他因素。《马玉仁抗日事记》所述马玉仁出身与其他各本多有不同，更可见马玉仁之出身盐徒之说不确，其云：“其父马京元种不起田，常给人家打短工，做杂活；其母董氏亦常给人家缝补浆洗。”又云：“马玉仁本人出身贫贱，常思出头之道。少时一度习武，练有几分拳脚本领。13岁时，其父病亡，因生活所迫，跟人从事贩私盐营生。到十八、九岁，长成彪形大汉，兼有武功，又敢与缉私营相抗，一些贩私盐者，便聚其下，形成一个贩私盐团伙。”薛鸿钧《我所知道的马玉仁》亦记马玉仁“家贫废学，与盐枭为伍”。关于劫持赵雪及赵雪之死，《续修盐城县志》只是一种说法，且其说多有臆测之语。
又按，《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编者注云：“有关1927年，马玉仁与北伐军李宗仁作战被俘一说，可能系讹传。因马玉仁于1925年在清江被郑俊彦师包围交出军权后，息影上海。虽在北伐时接受张宗昌委任为直鲁联军第十二军军长，无不过是一个空衔，不久夭折。李宗仁回忆录中所述许琨‘所部精锐马玉仁师全部被俘’可能系指‘原马玉仁之师’，并非企图东山再起的马玉仁其人。”《盐城市志·马玉仁传》于此事记云：“民国13年，在驱逐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部的江浙战争中，因再立战功，孙传芳委任他为联军第7军军长，统率苏北各师旅。后与孙传芳发生摩擦，被解除军职。民国15年起，任直鲁联军第12军军长，授陆军上将衔。民国16年6月，与北伐军李宗仁部作战被俘，旋即被释。”虽未明言被孙传芳解除其军职具体时间，但可以推知是在民国14年。这一点与其在《计雨亭传》中所记是一致的，其记云：“民国14年，马玉仁在清江被郑俊彦师包围，被迫交出军权，计亦退出军界，隐迹于上海等地。”《计雨亭传》未明言于民国14年具体月份。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记，民国14年（1925）10月17日，段琪瑞政府责令孙传芳所部由上海退回原防区，同一天时为江苏省陆军第3师师长的马玉仁、第10师师长郑俊彦等联名发出讨奉通电请吴佩孚、孙传芳主持大计，这样第三次江浙战争实际上扩大为第三次奉直战争。同月21日孙传芳率马玉仁、郑俊彦等臻电吴佩孚，邀其领军北上申讨奉系。26日奉系张宗昌部由陇海路新安镇发动进攻，苏军大败，马玉仁败守清江浦（今淮阴），得孙传芳调郑俊彦等部增援才得阻遏奉军攻势。此后由于奉系内哄，再加上冯玉祥部欲进攻山东，张宗昌于1926年初以鲁军独立对付冯军进攻，其时无力再向江苏用兵，孙传芳始将主力调回杭州，全力谋划东南五省自保。另外，此史无前例话还记云：“（1927年6月）孙军马玉仁部在清江浦投南后仍被缴械遣散，郑俊彦一度到南京秘密接洽。”此处是说马玉仁部是先向北伐军投诚后被解散的，不过这里仍称马玉仁部为孙军，似有误。
又按，关于马玉仁改邪归正之过程，薛鸿钧《我所知道的马玉仁》一文，转引陈果夫《苏政回忆录》中一段：“苏北著名旧军阀马玉仁，在地方潜势力委大，平素作恶多端，自被打倒以后，仍旧不甚安分，在黄沙河下游附近占地若干万亩。我初到江苏，向地方父老及前两任主席询马氏详情，他们异口同声都说他桀骜不驯，决不能用，最好把他杀掉，以绝后患。我认为他现在并无大的坏处，杀他于心不安，应该另求成全办法。乃命该区专员、县长先善加劝导，一面安他的心，一面勉励他从事建设，并且告诉他，现在省主席最好建设事业的。这样的潜移默化，隔了一年，马氏果然受了感动，到镇江来求见，要求开发黄沙河。黄沙河为江北入海小水道之一，本来在政府疏浚计划之内，此时马玉仁自告奋勇请求助款开浚，虽然他的动机，大半为了他在下游的一片土地的缘故，但总是一件很好的事。因此除嘉许而外，立刻令建设厅给予补助，并派技术人员陪同前往。他便欣然回去，立刻开始工作。第二年他又到镇江，再予鼓励和补助，同时顺便问问他的家世，谈谈齐家教子之道，于是他更受感动，一意向善，二十六年马氏族内修族谱，没有列他的名字，他特地登报声明，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马玉仁了。可见他确由旧军阀一变而为建设时代的新人了。二十六年十一月他到镇江，我为要使他真正做个好人，并且要他在本党领导下从事抗战，便介绍他入党，给他一次训话，要他对国家民族尽忠尽孝，用其所长，努力抗战，后来他率领地方武力与敌周旋，竟因弹尽援绝，为国成仁了。这个大家认为最坏的人，结果做了好人，轰轰烈烈而死。”此中不言而喻有陈果夫许多自我吹嘘的成分，但反映马玉仁确实在努力改邪归正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又按，有一种说法是马玉仁为其盟侄徐伯鸿所害。徐瑞民《抗日先烈马玉仁将军述闻》记云：“其时，乡人又盛传马氏之死为其盟侄徐伯鸿所手戕。盖当时势急，马氏如不死，因其已下‘一致誓死抵抗’之命，必招‘玉石俱焚’之祸，故徐伯鸿为此‘枭獍食父’之行，以便私逃，观其于马氏死后不久，为扩充自力，曾以夜袭缴除马氏主力之马曰禹大队兵械（马曰禹以与之为‘自己人’，未对设防。），毫无香火之情，不无可能。但马氏实死于敌手，由其前额进弹，可为物证；而马氏之贴身传令沈其骝君幸而未死，可为人证。惟马氏实死于徐伯鸿之率部先逃，否则生死尚在两可之间，故尽管其‘未杀伯仁，伯仁实由其而死’，徐伯鸿实不能辞咎也。”
又按，或云马玉仁之抗日乃是维护自己的家产，言下之意似乎并不怎么高尚。如果说汉奸有理尤为无耻之至，则是说尤为无聊之至。维护家产本是人之常情，大而言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抵御外族入侵，实际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家产”，无可厚非。要知道，当时有许多汉奸就是打着保护家产、保护民族不受彻底摧毁之类的幌子。假如在外侵逼至，无论其如何强大，中国每一个人，中华民族每一分子都奋起维护自己的家园，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什么敌人又敢加祸于我们？落后挨打这只是问题的表面，软弱挨打才是问题的实质。
又按，《建湖县高作社志》记马玉仁死于民国己卯年（1939年）11月24日，所记月日为农历，公历应为1940年1月3日。后文径记为1939年11月24日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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