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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参与省港大营救(崔乐)

发布日期:2013/2/5 16:31:30  阅读:2322  【字体:
 

 

深圳市龙华新区的小巷深处,有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门口的铁牌上标注着“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展示区,两沓纸静静地躺在玻璃罩中,旁边的说明为“周恩来的电报”。

 

在日寇刚刚占领香港的128日,这两份电报就相继发给了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当时在广东省存在着数支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香港周边的惠阳、东莞、宝安三支队伍在平时的侦察中看到日军的集结,作出了“日军有可能进攻香港”的判断,为了做好防御,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的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特地前往香港,通过廖承志与港英政府接触。

 

现年90岁高龄的杨奇曾经是广东游击队的一员,参与过当年营救文化人的行动,他告诉记者,游击队有意和港英政府合作,共同保卫香港。双方谈判后达成了由港英政府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的协议,但是直到日军突袭香港,说好的武器还没送来。

 

游击队侦察到的情报也被陆续送到了重庆的周恩来处。在陆续发给廖承志的电报中,周恩来先是指示他,要将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然后又做出了相对清晰而完整的路线安排: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不能留下隐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

 

必须马上安排营救工作了,但是此时,连廖承志本人都很难离开香港了。

 

江水是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短枪队队长,在文化人营救行动中护送过一批文化人,他的儿子江山告诉记者,父亲曾经对他说,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是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干部,早上了日军的“黑名单”,是重点抓捕的对象,因为很多人都能认出他们来,所以,这几个人的处境比文化人更加危险。

 

身在九龙的尹林平在开战后失去了廖承志的消息,他找来交通员李建行,给了他一封密信,告诉他在香港的联系人的暗号和地址,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带到九龙来。”

 

几经曲折,李建行偷渡到了香港,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香港党组织租用的大驳船上找到了连贯,汇报了尹林平交代的任务,第二天清晨,沿着李建行来时探明的道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避开了日军巡逻艇的日常路线,经海上到达九龙红磡,来到旺角的一栋楼房。

 

在此等候的尹林平见到三人,二话不说,便把他们拉上了二楼,拿出了一副麻将牌。已经十万火急了,谁有心思打麻将?其实,他们只是用麻将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去掩饰商量营救路线的行动的话语声。尹林平报告说,游击队已经派人开辟了两条秘密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过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从九龙至西贡镇,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后来实施的文化人转移,大体也可以分为陆上和海上两条线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又做了更加详细的区分。

 

廖承志等人决定,亲自按照营救路线走一遍,做个“前哨”。

 

现任“东江纵队纪念馆”研究策划部副主任的陈光新告诉记者,需要转移的人选择哪条路线,要参考几个因素,首先就是曝光率。当时设计了陆上线路,是因为日本占领香港后缺乏军粮,号称要疏散一百万的人口进内地,文化人可以混入这些难民中离开。但是这个方法绝对不适合廖承志等人,因为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走海路的话,日军的岗哨能少些,而且出了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往船底下一藏,也容易隐蔽。

 

会议还在进行中,一队日军例行检查,闯入门中。看到屋子里的几个人赌性正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也就离开了。

 

第二天,在李建行的护送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乔装打扮出了旺角。抗日游击纵队前来接应的港九大队长黄冠芳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的三个人,一个是“穿着黑上衣,头戴鸭舌帽”的“胖子”,一个是“穿着中式棉袍”的“矮个子”,一个是“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的“高个子”,在李建行的示意下,他知道,这几个就是需要他沿途保护的人。

 

黄冠芳走上前去,把事先准备好的香烛、贡品等敬神的东西交给他们,一行人混入香客中,出了九龙城,进了观音山。

 

从观音山到下一站牛池湾,将经过启德机场的九龙坳,这里的岗哨比较森严,江水带着四五个人,穿着大褂,戴着中式礼帽,装成商人模样,在这里和他们接头。当时商量的暗号是,黄冠芳带着一把黑雨伞,看见江水,他就把雨伞张开,江水也就知道,找到要护送的人了。

 

江山说,当时父亲所属的这一支武装力量被人称为“短枪队”,所谓“短枪”,指的就是他们配备了驳壳枪,在南方,这算是当时比较“高精尖”的武器了。几个人都把枪藏在身上,有人走在前面探路,有人尾随殿后,把要保护的三个人围在中间,准备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带着他们突围。

 

廖承志等人经由水上,顺利到达了惠阳游击区,经由坪山、茶园、淡水,经历几番“险情”后到达惠州中转,亲身经历表明,在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都被日军控制的情况下,想要将文化人脱险者们送往内地,必然要经过惠州北上,经老隆中转西去韶关,经湖南转桂、黔、川,或者走东路转闽西南、西北,辗转去皖南、苏北。

 

营救路线大体形成,三人分头行动,廖承志前往重庆向周恩来汇报,连贯北上老隆布置交通点,乔冠华奔赴韶关坐镇。

 

此时最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联系到这些亟待拯救的文化人呢?

 

摘自崔乐《省港大营救——1942年文化名人的难忘记忆》  《新华文摘》2013年第2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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