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投身抗日救亡

1935年7月，我考进江苏省立南通中学。由于勤奋学习，成绩优良，每期获得18元至27元的奖学金，加上省吃俭用，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大姐夫徐进贵当时在嘉兴铁路上做工，大姐为支持我上学，每学期给我两元零花钱，我十分感激。父母和哥哥弟弟们都始终支持我好好学习，我坚持继续上学的信心更足了。

在南通中学，我读了一些爱国的和抗日的进步书籍，开始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1935年冬，当“一二·九”运动波及上海、南通时，我自觉地参加了南通中学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等抗日救亡活动，增强了抗日救亡的意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丧师失地。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2月攻陷南京。形势紧急，南通中学停课，我借读于省立盐城中学。但战争形势日益紧张，上课也时断时续。当时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消极抗日，不战而逃，先将省政府从镇江撤到扬州，不久又撤到淮阴。由于抗日战争节节失利和学潮的影响，加深了我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认识和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我开始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用写墙报、发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国难当头，人人有责，飞机大炮不可怕，誓死不当亡国奴等道理，激励着人们的抗日斗志。大家都想尽力为抗日救亡做点工作。1938年4月，我又一次失学了。7月，我参加兴化会考，初中毕业，同时考进了高中。但因战争的影响，仍然上不了学。读书不成，便向从抗日救亡中寻找出路。

二、一心寻找共产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解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表明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家乡人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革命激情产生了，革命萌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然而地处偏僻水乡的建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反动统治势力仍然比较强大，共产党的影响还比较薄弱。

当时我想继续上学，上学不成就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作为一个读过一些进步书籍的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一时看不清自己的前途和出路，思想十分苦闷。当时是讲国共合作抗日的，不管是去重庆，还是去延安。苦恼的是都没有路子，读书、工作都难。后来听说共产党积极抗日，又得知抗大、陕北公学在泰州招生，我和同乡苏林森两次去找都未找到，只能继续打听消息。

1938年8月至1939年4月，我再盐城县十二区后李府小学当了一年不到的小学教员。月薪18元，勉强糊口。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寻找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路子。走向社会后，有两件事对我影响最深。一是乡里争权夺利，南北两派争当乡长，同时乡里经常抓壮丁、起捐费，使我加深了对民众疾苦的了解，增加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二是校长（姓吴）是个恶霸地主，经常扣发和连续拖欠我们的薪水，他弟弟是帮凶。为此我跟校长的弟弟打了一架，饭碗也丢了。

这一时期，我经常与同乡苏林森、王大林到湖垛镇打听消息，寻找参加抗日救国的机会。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感到不可容忍，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我们这些热心抗日的青年学生如坐针毡，感到报国无门，逼得我们朝外跑，找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我们中有去延安和陕北公学的，有去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也有去安徽半塔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训班（或称政训队）的，都想找路子走出去，参加抗日工作，但苦于找不到路子，接不上头。

经过一年的摸索，在本县楼夏庄群英中学读书的王大林、朱耀南两位同志首先找到了路子。1938年冬，他们得知有一位大学生树海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两人便前往拜访。树海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详细地向他俩介绍了驻在高邮湖西塔尔集一带的一支打着国民党部队番号的抗日武装——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三路军第二团（简称三路二团）。团长名叫陈文，坚决抗日，倾向共产党。他在部队大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等抗日救亡的道理。两人回来后，找我们几个人开了个小会，原原本本地对我们说了见到树海同志的情景和谈话的内容。树海同志支持我们到陈文部队接受教育，参加抗日，并希望联系、团结更多的热心抗日、思想进步的学生和青年一同前往或分批前往。为了避开别人的耳目，不搞任何组织形式，一律单线联系，严防敌特破坏。要我们做好准备，等待通知。从此，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大概每个月都要碰一次头。

听了介绍，树海同志给我们的印象太好了，我们一心想抗日、想找共产党的愿望就要实现了，非常高兴。

三、         塔尔集的战斗生活

1939年5月，我当时化名季景云，和王大林、苏林森、王立均、王立章、朱耀南、孙清共7人，去高邮湖西塔尔集的三路二团，参加我党领导创办的抗大式的政训队（亦称干训班）学习，主要学习政治、兼学军事。1994年10月，中共建湖县党史工作委员会在《水乡壮歌——建湖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中把这个时间确认为我们参加革命的时间。

那时，陈文部队已经很“红”了，外界都说陈文部队是共产党的游击部队。因此，到陈文部队去的人有可能遇到不测。所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避开国民党的耳目秘密前往。当时，高邮湖东沿运河一线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驻防，封锁甚严，而我们又非经此地不能过湖，只能硬着头皮去闯。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到运河线上的界首镇住宿旅馆时，碰上韩德勤的宪兵队搜查，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将我们团团围住，逐个提审盘问。幸好我们早有准备，从容应付，得以“蒙混”过关。翌日上午，我们乘邮船过湖又要经过一次审查，所以我们提前上船先做船老大和船工的工作。宪兵来查时，船老大帮我们说些好话，又混过一关，太平无事地到达塔尔集。我们见到中共党员李寄农、邱剑鸣、树海、吕镇中和陈淦等同志，高兴极了。他们非常热情，立即领我们去驻地——塔尔集寿佛寺。

吕镇中是我党在陈文部队的总负责人，同时也是干训班的直接领导人，主持日常工作。干训班是按延安抗大模式办的。教学课程、内容均按延安抗大的要求设置。除一门步兵操典军事课外，都是政治课，有《社会发展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我们第一次直接系统地接受了党的思想教育，增强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吕镇中等同志常跟我们讲中国共产党抗日作战坚决、毛主席用兵如神、周恩来舌战群儒的故事和革命必胜的思想。干训班有4个队。第一队是陈文部队中有培养前途的班排连长。其余3个队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政治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学生，他们抗日热情很高，唱革命歌曲，喊革命口号，政治气氛很浓，上下左右皆以同志相称。讲志同道合、团结战斗，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讲优点也讲缺点，严肃认真，团结活泼，相互间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既像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又像一个革命的大家庭。

陈文部队是一支独特的真正的抗日部队。由于陈文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活动范围日渐扩展，引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仇视和不安，视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说什么“陈文部队没有番号，是非法武装”。陈文团长洞悉其奸，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不接受加委收编，二不接受防区调遣，挂上了既非蒋嫡系、又同韩德勤有矛盾的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的第三路军第二团番号。

陈文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思想进步，在政治上一贯倾向共产党，有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他曾说过，韩德勤说我陈文暗通共产党，勾结新四军，我陈文就是拥护共产党，赞成新四军，因为他们走的是抗日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又说，韩德勤他不抗日，还想拖我跟他跑，叫我当他的旅长。我不当他的官，我当我的团长，一千人是个团，一万人是个团，十万人还是个团——游击兵团。他明确表示，一边是共产党、新四军，他们抗日救国救民，不谋私利；一边是国民党、韩德勤，他们倒行逆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两边我得靠一边，我陈文只能跟共产党走。

1938年底前后，日军对陈文部队活动的地区形成南北夹攻态势，而顽韩则蠢蠢欲动，想乘机消灭陈团。同时陈团发展较快，成员复杂，也急需整建。这时，陈文团长当机立断，决定请共产党帮助他整建军队，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当时共产党员邱剑鸣同志（江苏盐城人）正在陈文部队任参事，陈文要他去找中共苏北特委（包括苏中）书记惠浴宇同志。后经请示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批准，派苏北特委委员吕镇中去陈文处执行任务，同去的还有从陕北公学回来的陈淦同志。他们去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全力办好抗大式的干训班，为整建陈文部队准备骨干力量。1939年初夏，苏北特委派陈杨同志到干训班检查工作，并指示吕镇中发展陈文入党，但因战事突然发生，未果。

由于三路二团抗日工作搞得火热，被韩德勤视为眼中钉，1939年8月6日晚，韩德勤调集了13个团的兵力，从水路、陆路四面包围陈团后方闵塔地区。陈文内无主力部队，外无援军，只好将后方机关人员，包括干训班学员紧急武装起来，和团部特务连一起开赴前线，全团仅1000余人枪。我们在陈文直接指挥下，奋战了三天三夜。当地群众自动为陈文部队抬担架，运伤员，送茶水，送饭菜。我们接连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终因孤立无援，难以久持，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部队被打散，许多人被俘。陈文为了保护被俘战士，毅然挺身而出，承担一切责任。韩军立即将其逮捕，陈文壮烈牺牲在韩德勤的屠刀下，年仅37岁。他高举抗日义旗，组织抗日民众武装，在扬州和盐城西北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保卫人民生命安全，并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行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陈文的英雄业绩在扬州、镇江、高邮、芜湖和建湖等地区的党史资料中均有较详尽的记载，陈文团长被公认为革命的抗日将军。

陈文部队虽然失败了，但它已为革命事业播下了红色的种子。三路二团地下党与盐城西北乡（今建湖县）进步青年有密切联系，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李寄农曾来西北乡活动，与树海同志取得联系，并要树海动员、组织进步青年去三路二团入伍抗日。树海先后联系了群英、时化中学的进步学生26人去三路二团。他本人也于1939年春去三路二团任团政治部宣教处处长。我们这7个人就是经树海介绍到三路二团的。我与各地去三路二团学习的一些青年在顽韩围攻陈文部队时被俘。被俘后，我们利用国民党“读书救国”的口号，要求回家读书。几天后，我和部分被俘学员没办任何手续就一起被释放回家了。我们这7个同时参加革命的人，回到家乡后，都先后回到了革命队伍。以上参加三路二团干训班学习的经历，部分参照了王大林同志提供的回忆材料。

摘自《季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