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在三路二团干训班的学习，奠定了我坚持抗日、坚持走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以后我一度在国民党89军做事，进一步加深了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的认识。此一时期我一直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1939年8月下旬我回家后，积极寻找同去三路二团同志的下落，感到革命并非易事，思想上有些沉闷。虽然边走边看，但主要是急于参加抗日工作。同年10月，经同乡王瑞云介绍．我到国民党89军33师政治部当文书。用的化名是季御天。在该师参加军训、听三民主义课，讲民族、民权、民生，很少联系抗日。不久，听说有一位女共产党员戴一蓬（化名，真名叫刘大谟）来33师找同学。我听后心里想，家乡可能已经有地下党，但互不相识，无法接头。后来通过原陈文部队干训班的同学王大林、苏林森和同乡王炳文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9年年底，我调到33师194团任连见习指导员，约半个月后又调到117师702团第9连任连指导员，地点从顾庄、益林、风谷村到兴化不断转移，但都是避开日军的锋芒，没有一次是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的。事实告诉我，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产党军队是为国为民的，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为了推进苏北革命形势的发展，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迅速南下，陈毅也率新四军一支队挥戈东进北上，共同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配合两军行动，山东的党组织和苏南的党组织都派人到苏北来活动。盐阜区的党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重新建立起来的。1939年秋，中共苏皖第三地委杨汉章来西北乡开展工作，打了前哨战。紧接着派刘大谟于1939年10月来盐城县开辟工作，发展树海入党，并成立了中共盐城县工委。工委机关就设在树家桥树海的家。我当即与他们取得了联系。1940年5月，地委决定盐城县工委改组为盐城县委，由方秉文任书记，刘大谟为副书记，住湖垛镇南乡前李府的王大林和王炳文家。此后，我们的联系就更多了。这时，我希望向县委汇报个人的思想情况，并要求入党。同年7月，我回家时，向县委汇报了工作和思想情况，经县委委员王大林和地下党员王炳文同志介绍，盐城县县委书记方秉文、副书记刘大谟同志批准，吸收我为地下党员。

    当时，顽韩对八路军、新四军挺进苏北极为仇视，反共事件不断发生。苏北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更加痛心疾首。苏北各地民谣迭出，如：

“国军八十九，不战也不守。

敌走我就来，敌来我先走。”

又如：

“天上有颗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

日本鬼子他不打，专心反共反人民。”

    在黄桥战斗前后，国民党军117师驻兴化时，部队中普遍感觉到国民党军抵挡不了八路军南下和新四军北上，特别是李守维在黄桥被打死以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士气低落，暗中散布着“遍地出猪（朱）毛，不亡于日，即亡于共”的流言。国民党军队内部则加紧防止异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从高邮湖西三路二团回来的人该怎么办？按照当时情况，为了防止暴露身份，我根据地下党中共盐城县委的指示，相机回到盐城县委地下党组织。同年9月，在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盐城，即盐城解放前夕，我自行在连部开了个通行证，离开国民党军117师702团第9连回家了（走后不久，我便遭到顽韩通缉）。从此，我就一直在解放区工作了。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9月，是我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难忘的一段历史。前一段是在三路二团干训班学习， 3个月后被国民党顽韩军队冲散并俘虏，被释放回家。以后一度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但很快和中共地下党接上关系，1940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又根据盐城县委的指示离开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工作。

摘自《季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