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志

    战争年代的革命统一战线是我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消灭敌人的重要武器。抗战期间，我县党的统战工作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收到了确实的成效。
    我县原名建阳县，建于1941年9月18日。1940年10月至立县前，分属盐城县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区和阜宁县第七区、第十三区一部分。
    一九四○年中旬，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各区相应建立“三三制”政权。县境内原盐属五个区的首任区长，有三个系党外人士担任的。开辟初期，不少中上层人士接受我党邀请，参加政权建设。但地方旧有派系之一的“中央派”首领夏嵩囿于派系成见，坐观时局。夏还数次表示：年事已高，无心参政。唯夏嵩马首是瞻的人，也多迟迟不出。盐城县府秘书李寄农数次登门，晓以民族大义，劝其消除派系成见，与“西南派”人士和衷共济，共同从事抗日救国大业。我党的诚恳态度和统战政策感召了他，终于接受邀请。夏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一下子献出十八支步枪，供建设地方武装之用。夏的行为，影响了乔炳、吴鸿壁、顾××、彭××等地方士绅。
    时顽韩部队退居荡西一隅后，不时窜扰我沿荡地区。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中立，八路军五纵队教导一旅的敌工科长仇泊池找到了群英中学代理校长孙达伍、湖垛的黑线人物周老(女甫)和国民党衡阳专员郑达的弟弟、钟庄地主郑××（此人后投敌）一行四人去黄荡做顽保安二旅旅长吴漱泉的工作，最后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为了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和阶层，一九四一年元旦，盐城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在盐城商会大楼召开，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亲临大会讲话，号召一切抗日党派、阶级、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会上，产生了盐城县首届参议会委员一百三十人，并组成了参议会常务委员会。宋泽夫当选为参议长，今县境内的唐碧澄当选为副参议长，唐君鄂、夏嵩当选为常务委员。同年春夏间，各区也相应成立区参议会或筹备小组。各区参议会由当地有声望有影响的开明地主、进步知识分子和部分原地方从政人员担任议长或议员，工农商学绅不同阶层各占一定比例，其中也包括部分“黑白通”（意即两面人物）的人物。盐属十四区参议会在上冈成立，县委书记冯国柱到会作内容大意为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的讲话。六区参议会在建阳成立，县政府秘书骆明代表县长贺希明致贺词，鲁艺文工团到会作庆祝演出。盐属十三区（包括今辛庄地区西部）参议会在硕集成立，三师师长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行署代表均出席了会议。各级领导对区参议会的关注，极大地鼓舞了议员们团结胜利的信心，同心同德地为新政权服务。如盐属六区参议会首次会议，提出施政方面的议案就有四十多条，充分体现政治上得民主和进步人士与我党合作的诚意。县、区两级参议会参议员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在借粮、赈荒、征献枪支、筹集地方经费、办理公益、促进区政建设、带头遵守减租减息法令等方面，和民主政府合作得很好。一些原来心存观望的知识分子在客观形势的影响下，也投身革命队伍中来。
    同年六月三日，盐城县第一届第二次参议会召开，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一人，开明士绅约占一半，余为农、工、妇及工商业主、自由职业者、牧师、方丈、教员、学生代表。今县境的树海、唐碧澄、马玉甫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刘少奇、陈毅到会做重要讲话。县长贺希明作《半年来盐城行政工作总结》的报告。议员们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献计献策，会议共收提案一百三十余件。会议增选了常委，今县境代表被增选为常委的有十四区农救会主任戴汉中、十二区妇救会长还大妈、开明士绅胡约、十一区区委书记树海和教育工作者赵敬之、崔学舜等。
    一九四一年夏，湖垛、蒋营、上冈等地相继沦陷敌手，除少数恶霸地主、劣董劣绅投敌或甘做“顺民”外，真正的爱国人士决不附敌。有的家在沦陷区的人，为了不当“顺民”，发誓不入沦陷区。寄设在萧家岸的景鲁中学蔡仲勋老师家在盐城，学校解散后他居乡守贫，足不入城，民主政府敬重他得高尚气节，给予生活济助重新安排较职。湖垛商会长李馨堂田产房屋均在湖垛，但他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毅然抛弃家业，全家移居根据地益林，党和政府信任他，抗战胜利后委任他为建阳县惩治汉奸委员会副主任兼湖垛分庭的首席庭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盐城县划出西北乡部分设建阳县，全县划为九个区、领属七十多个乡（伪化区不在内），区级政权中非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占一定比例。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上旬，各区按照“三三制”要求，基本上完成了“乡选”，非共产党员的乡长仍占一定比例。因斗争的需要在边缘地带多半安排一些在当地有声望的人士任乡（镇）长，来应付复杂的环境吗，以利政权开辟。九区恒丰镇（孟庄）南、北邻近敌伪据点射阳、蒋营，蔷薇河西则为顽韩所盘踞，敌、我、顽，犬牙交错，形势极为复杂。我们考虑到该地士绅、老同盟会员锰铁真在县境西南一带的威望，请他得年轻夫人马兆梅担任该镇镇长，我方政令同时推及该镇附近的乡。我方又通过同时挂着“国、共、和平三政府”照会（指顽、我、敌三方都有关系）的上层人士的关系，争取地处三角地带的大济乡伪乡长马某，在应付敌和顽的同时，为我方提供更多的方便。这样，九区西部的局面，逐步为我方打开。
    由于对敌斗争需要，我方在伪化区里，也安排和动员一些有活动能力的、比较正派的中上层人士，担任表面向敌实际向我的伪乡长、保长职务，通过他们为我方筹征公粮，收集、传递情报，争取伪军反正。购买武器弹药，掩护和营救我工作人员。这种以统战方式建立起来的“两面政权”，确实起了有利于对敌斗争的作用。五区东皋乡地处敌人西冈河封锁线旁，南北两端均有敌伪据点。该地自耕中农张安鸿与负责封锁线防务的伪军头目李晓丹有旧交，我方说服动员张出任伪乡长。张帮助我们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底下交通站，县敌工战东站的活动基地也设在该乡。他多次掩护我方敌工人员到伪据点活动。一次他把伪军征集的军粮装了两船给盐东县长魏心一，解决了那儿缺粮的困难。石桥头，小阜庄据点伪军扫荡的情报，他每每能事先传递给我方。敌伪合围“扫荡”时，他干脆把我方人员藏到敌据点里，保证万无一失。他多次营救我方被捕人员和家属。一次为营救我敌工战长陈春山（即盛朴），他将仅有的十九亩地典掉了五亩。当时，两面派政权中又像张安鸿这样真心向我的人是不少的，抗战胜利后，多半成了我方干部，也有为掩护我党政干部而壮烈牺牲的。如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晚上，我四区区委书记黄元喜同志被敌人抓住，敌人要当时的两面乡长丁德进指认，丁回说不认识（实际认识），因此而遭敌枪杀，后被我方追认为烈士。
    建阳建县初，由于斗争形势紧张，尚不具备成立参议会的条件，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各区先后成立类似参议会的区政协进会（或叫辅进会）的组织，主要成员是开明士绅和各救会负责人。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实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法令、清查田亩、建设地方武装、拥军优抗、借粮赈灾、办理地方公益事务。如二区区政协进会主任陈曙东一次就献枪五支。他还筹办过农民经济合作社，低息贷款给贫苦农民。
    一九四二年春夏，敌伪继续蚕食县境东南，荡西顽韩不时窜犯内地，个别坏人为顽韩带路，出卖我地方干部，有的企图趁机暴动，颠覆我抗日政权。个别距敌伪据点十余里的乡级非党干部暗中向群众起钱资敌、资顽。我方政府曾给这些反动分子以严厉制裁，引起了不明真相的上层人士的不安。县政府为此于六月二十二日在走马沟召集六、七、八、九四个区代表和士绅座谈会，县长唐君照作划县后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向代表们致慰问辞，代表们就政策时事等问题发表意见，前盐城参议会常委夏嵩说：“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的法令，是根据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理论制定的，国民党没有认真做，共产党来实行，我们就拥护。共产党敬重士绅，新四军纪律严明，公粮征收比古代‘什一而税’还低，所作所为符合贫苦大众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这样的一个军政当局哪个不拥护。”前国民党盐城党部委员顾一天说：“伪军顽军扰害沿荡，民众痛苦无法形容，民主政府能相当地解决那里困难，老百姓相信新四军。”前湖垛镇店员救国会会长李亚辉（李炳良）说：“我丢掉财产，不当‘顺民’，流离在外，我要跟共产党把日本人打跑了才回去。”李的发言，使全场的爱国情绪进一步鼓舞起来。陶宝云说：“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条当汉奸，一条跟共产党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联合起来，抗日到底才是我们的出路。”代表们还就减租、退佃、战时公约、保卫夏秋收发表了意见。最后由军分区司令洪学智报告了目前的形势。这次会议对澄清混乱思想，团结和稳定上层人士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各区的参议会先后成立，这对坚持反扫荡，开展区政建设，推动民主改革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如二区参议会为了响应政府献枪号召，召开士绅座谈会，发动献枪，二十三名士绅两名庵寺僧人共献枪十二支（有的合献）、子弹五十发，加强了区队的武器装备。党和政府信任、尊重他们，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根据客观需要，付诸实践。如救灾、防荒、防治黑热病机构等等就是根据他们的意见设置的。当时规定对被关押处理的一些动摇分子，须经过参议员出面才得开释。这并不是什么成文的法律程序，其目的在于提高参议员的威信，支持他们的工作，又教育动摇分子该走哪条路。
    同年九月十八日为我县建县一周年纪念日，县第一届参议会于是日在二区的海南中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由各区参议会代表和县区党政干部，会议选举唐君鄂为参议长，陈曙东、杨幼樵为副参议长。建县后的全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九四三年春，日伪军在高作镇建立据点，伪六区区公所由湖垛迁高作。伪区长马明远派人函请我一区参议长陈镕清去高作共议地方“政事”，并以“要从身家性命方面考虑”相威胁，陈议长当即断然拒绝。他说：“生家可破，头可掉，汉奸走狗不可当！”参议员们再对敌斗争中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县区参议会中的开明士绅在历次参军动员和拥军优抗方面都能起积极带头作用。一九四四年全县共搞过三次参军运动，县参军动员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均由县正副议长担任，各区的参动小组成员中也有开明士绅。当年春季参军时，树海县长在全县士绅座谈会上，带头给抗属献田，他除保证说服父母献出养膳田五亩，还把自己十八亩地当年收获量的半数，捐赠给抗属。副议长陈曙东立即响应，保证划出五亩地给抗属种，秋获全部归抗属。唐君鄂议长当仁不让，捐献束脩米三百斤，其他代表也不甘落后，纷纷捐献，其中捐五亩地、十亩地全部秋获所得的有好几位，二区参议长陶益吾和议员唐秉坤等还自己筹措经费支持海南中学文工团到各县各区演出《红鼻子参军》等剧目，作参动宣传，这年建阳县参动成绩在盐阜区各县名列第一，荣获行署奖励，这里也有开明士绅的一份功劳。
一些民主人士的眷属在响应政府号召，支持政府工作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一次参动会议上，唐君鄂议长声明其夫人陈家琏女士刚分娩，不能参加慰问抗属活动，陈女士得悉后，认为不能因此放弃自己应尽之责，写信给县参动会表示团结所在乡的士绅家庭的妇女，配合乡妇救会搞好慰问工作，并指名向十四位议长、议员、行政委员、秘书的夫人和小姐挑战。还表示将她得陪嫁田五亩，写成“永远执业”的书契，献给本地新入伍战士中最贫苦的家属。这份挑战书刊登在当时的盐阜报上，在全区妇女界引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伪军起义投诚、袭破伪据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九四三年闻名盐阜区的东夏镇伪军官吕森（现任省人民代表）率部起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我方通过与我有联系的伪区长把我敌工人员安进伪区公所，又争取了伪区长的妻子、弟弟为我传递情报，安排接头地点。在我军装备极其困难的时刻，一下子搞到长短枪四十余支，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两挺。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胜利。
    我党通过统战工作，凭借一些开明士绅在沦陷区的社会关系，完成某些特殊任务。一九四三年盐阜区党委组织部长喻屏夫妇要去延安，组织上研究派我县二区参议员顾叔平先生负责护送工作，这是党对一个民主人士的充分信任。顾是“海上（上海）闻人”安青帮大亨顾竹轩的嫡侄，东台、泰州等处都有他得可靠关系，在东台，喻屏因坐过大牢，走路异常，为伪军带走。顾利用该地大乡绅曹某与顾竹轩是换帖弟兄的关系，将喻屏保释。在泰州，刚下船喻顾两人又被日军宪兵队关押，顾的堂兄顾月波凭借他在当地运输界的地位将他们认领出来，并从伪军大头目李长江处搞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在上海，顾竹轩花了二十米钱，从日军机关里搞到喻屏夫妇去太原的通行证，还写信给喻带着，拜托正在北方演出的著名京剧演员李桂春（艺名小达子），照顾喻屏夫妇的安全。由于顾氏叔侄的努力，护送任务胜利完成。
    斗争的实践，使一些开明士绅在世界观方面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如一九四六年夏，土改工作会议刚开始，与会士绅代表在县区干部带头献田献屋的影响下，报名献田，副议长杨幼樵作诗明志：

    田是镣，
    屋是牢，
    浮财家具是包袱；
    现在——
    敲去了镣，
    走出了牢，
    放下了包袱，
    行也逍遥，
    坐也逍遥。
   

    抗战年代党的统战政策在县境内得到正确的执行，团结了各阶层，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可是在土改运动的年代，由于“左”的干扰，某些政策上得失误，打翻身棍，刨封建根，出现了从肉体上消灭封建势力的过火行动，致使跟我们在艰苦斗争的岁月中真诚合作共事的朋友们情感上受到了伤害，同我们疏远了，有的甚至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近年来，许多曾在境内工作过的老同志，在他们的书面会议里面感情浓郁地缅怀着跟我们合作战斗的朋友，也比较深沉地提及某些因政策失误，行动过火而对不起朋友的地方。这些，为我们今天认真执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