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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简介(唐明白)

发布日期:2011/10/18 12:00:43  阅读:7967  【字体:
 

 

《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它和《左传》《史记》一样,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还是一部文学巨著。其中《李愬雪夜入蔡州》《孙权劝学》《赤壁之战》等曾先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

 

    《资治通鉴》的主编是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仁宗宝元年间中进士甲科,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早就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他由谏官改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次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书局续修。神宗继位后命其继为之,并赐书名《资治通鉴》。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欲司马光任枢密副使,续行新法,但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改,新法只能生事扰民,六上札子,固辞不就。神宗心下不快,打发他到今日之西安去做永兴军安抚使了。第二年司马光向神宗请准,卸去地方长官,改判西京(今洛阳)留司御台,做起闲官来了。元丰五年,他受敕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则更是闲官了。但正是在这段时间,到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写出来了。神宗大为赞赏,说:贤于荀悦《汉纪》远矣!并特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为相期间,新政一时废尽,司马光大大出了一口闷气,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

 

《资治通鉴》的助编者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全书的负责人,书的美恶和由此而来的毁誉,皆应由司马光一人承受。不过《资治通鉴》是以钩贯群史为务的,所以助编者也必须是当时的学术泰斗级的人物,要当好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司马光一开始先举荐刘恕、赵君锡,但赵以父丧而未能赴任,继举刘邠、范祖禹。总起来看,较重要的助编者是刘恕、刘邠、范祖禹,这三人诚如胡三省之语:皆一时之选也。

 

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人,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几,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复而不谬。(黄庭坚语)王安石当政,欲引其参大政,他不答应,还力陈新法不当,应恢复旧法,结果与王安石绝交。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也以亲老为辞回乡。熙宁九年,他曾从数千里外赴洛阳,欲助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但至洛阳便觉心气羸惫,留数月而归,未至家,闻母丧而中风,右肢不能举笔,于是,他便把自己所有的资料都送到司马光那里。元丰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七岁。在《资治通鉴》编修过程中专助司马光编梁至周部分。

 

刘邠,字贡父,临江新喻人。在州县做了二十年官后为国子监直讲,学问渊博,文章敏瞻。熙宁中因议新法不当,被逐为泰州通判,后为开封府判官、京东转运使。在此期间,他执法不严,被贬监衡州盐仓。元中起知襄州,又进京为秘书少监,后知蔡州。67岁时死在中书舍人任上。刘邠为人谐谑、随和,然先得罪于王安石,后疏职于转运,晚年风疾又甚苦。他助司马光专修汉至隋部分。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神宗时任侍读学士,其为人智让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司马光语)他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

 

为什么说《资治通鉴》的著作权属于司马光一人呢?这是因为《资治通鉴》编著之前,司马光要求助编者完成的是《通鉴丛目》《通鉴长编》,然后由他在此基础上完成《资治通鉴》。事实上,除司马光之外,助编者也在此期间编纂了与《资治通鉴》有关的一些著作。比如,刘恕作《资治通鉴外纪》10卷,刘邠作《编年纪事》11卷,范祖禹作《唐鉴》12卷。之所以要反复申明司马光的著作权,是因为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全书的倾向。

 

《资治通鉴》名称的含义

 

现在有不少注本说《资治通鉴》的得名是在全书编成之后,说宋神宗认为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赐名。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资治通鉴》不是得名于全书编成之后,而是全书编成之前。宋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打算依《左传》体例,从《史记》《汉书》等正史以及一些野史、笔记中,把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编成一部编年体史书《通志》。因为要完成这部书,不是靠司马光私人之力、私人之书所能完成任务的,所以司马光先编成战国至秦八卷,献给英宗皇帝,英宗十分赏识,命司马光自己选择助手,组成书局,允许他借用皇帝的所有藏书,续编这部书。英宗当时虽未明确赐名,观其意大约是《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后,对此书的编纂也十分重视,并为此书写了序,在这篇序中赐名曰《资治通鉴》。此序末,司马光补记了几句: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这都说明,神宗赐书名是在治平四年(1067年),这时距全书写成的元丰七年(1084年),还有17年时间。实际上,此时《资治通鉴》的编纂才刚刚开头。

 

    《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是何含义?通常都引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来解释,这并无大错。但不少人以为这句话是神宗皇帝说的,其实并非如此。在神宗赐书名的御制序中没有此句。这句话是元初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的话,序中说: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可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只是胡三省的分析,而不是神宗的原话。那么,神宗在那篇御制序里是怎么说的呢?神宗说:朕惟(希望)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证,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思,亦各得圣贤之一体。……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表明)朕志焉耳。由此序可知,资治,即有助于国君建成治世,成为盛王;鉴,本意为镜子,这里借指可供借鉴的历史;通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任何朝代都适用,二是对任何人都适用,即王夫之所谓君道在焉(在其中,这里指在《资治通鉴》中),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此焉。总起来说,资治通鉴即有助于治世盛王的通用的史书。

 

《资治通鉴》的政治倾向

 

《资治通鉴》主要完成于司马光政治上最不得意、新法普遍施行之时。但虽说他所处西京,身居闲职正如他在《进书表》中所说:臣违离阙庭(朝廷),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诚挚)之心,朝夕惕乾,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而他系心于君王的体现,就是把自己对皇帝的一片忠心,把自己对新法的否定,对祖宗之法的维护等思想贯注在不断呈献给皇帝的《资治通鉴》中。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史料取舍上,二是全书的引论与他自己所发的议论中。

 

《资治通鉴》实是承继《左传》之作,但它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托始,中间缺了从周敬王四十二年至威烈王二十二年共76年的史事。对此臆说甚多,有以为司马光不愿冒续圣人《春秋》之名的,刘恕、晁公武等主此说;有以为《资治通鉴》追叙智瑶之立,与《左传》智伯之事是紧相授受的,中间并无脱节,朱熹、胡三省、王鸣盛等主此说,这些说法似均未得司马光之用意。实际在这一托始中便体现了司马光强烈的封建礼教的思想,体现了司马光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要了解这一点,首先要了解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在这一年,周王把瓜分晋国的三位大夫魏斯、赵籍、韩虔正式封为诸侯,也就等于承认三家分晋为合法行为。在司马光看来这是有悖圣道的,是违逆圣人礼教的,是不合天子职分的。他在《资治通鉴》一开头便就此做了一篇名分论,对周威烈王的行为大加抨击。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升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虽说这篇名分论,今天读来充满了迂腐气味,但确实可以从中看出其托始之意。张煦侯先生说:《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抉,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司马光)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此最不容滑过者。可谓独具只眼。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处处遵循正统思想,是非不谬于圣人,是国为他是封建地主阶级正统的知识分子,儒家保守思想对他浸润至深。他曾写过一篇《铁界方铭》,铭辞曰:质重精刚,端平直方。进退无私,法度攸资。燥湿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行道,是则(依循)是效。他自己的为人就是一个铁界方。他这样的人撰编《资治通鉴》,必然是奉行史以翼经(用历史来证明经文)的原则。他的这部书必然是为封建君主维护自己的统治来谋划。这是由那个时代、那个阶级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现象,我们并不必过分指责,只是在阅读《资治通鉴》时,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

 

    《资治通鉴》是深得君王们赞赏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它是以维护封建帝王的利益为宗旨的。所谓究天人之变只是要说明君权神授,臣子要如同事父一样般去事君,不要妄生觊觎之心。在封建君臣看来,《资治通鉴》的价值就在这里。这种认识从总体上看还是合乎司马光之心、合乎《资治通鉴》之书的。不过,元朝人王磐却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资治通鉴》,他在《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中说,《通鉴》其于前言往行,盖兼蓄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准矣。士之生也,苟无意于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为也,其于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又说: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主,向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悯然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路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张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王磐着眼于《资治通鉴》的不是帝王之书,而是对士人建功立业、为文抒志的重要,这是对《资治通鉴》价值的近乎全新的认识,虽说有违于司马光之本心,但于《资治通鉴》之书却不能说是格格不入的。可惜的是,王磐以后竟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资治通鉴》在读书为文这方面的价值,直到张煦侯的《通鉴学》里才作了稍为具体的评价:今读其文,醇厚茂美,上下洽通,若机杼自成,而非自删节搭凑而来者,均非惟可观,而又可诵。而今,我们谈论《资治通鉴》的价值,确实应该看到两方面的价值: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本节专说它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在下面两节分别说明。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编年体写通史。当时官修正史均是承继《史记》《汉书》的纪传体。纪传体在史学发展上的纪传上是有其独特价值的,但纪传体以人为纲,一事起讫,分见于不同的纪传之中,辗转翻查,十分费事,此尚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对于史识一般的读者,容易只见人,不见事,或者只见此事,而看不出此事与其他事的联系,看不出这件事发生、变化、发展的背景。编年体有《春秋》《左传》为光辉的起点,此后亦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继其体而为之,然而荀悦以后诸家考览未见详允,体例更未甚讲求,重以年代短促,卷秩寡少,所以无法与正史相匹敌,也无法补正史纪传体之缺憾。这个局面被《资治通鉴》出版真正彻底改变。《资治通鉴》由周威烈王至五代,跨越若干朝代,共计1362年的历史全用编年排出。它取材宏富广博,正史、野史皆是为史之渊,更加上作者细加考核,真实可信,实是所谓体大思精之作。它可以使读者十分容易地了解一件事情出现的全过程,又能使读者了解事情发生的大背景,以及不同人物对这些事情的不同的议论。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还在于体现了司马光一些十分进步的史学卓识。张煦侯先生概括为四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两点,一是不别正闰,这实际是改变了汉以来帝王相传递的正统说,这种正统论完全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论化,宋时论史者如欧阳修等尤其喜欢讲正统,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却不分辨这些,他认为王朝的兴亡授受与五行阴阳并无关系,王朝年号司马光也只视之为纪年的符号。这种史识,在封建时代虽不是绝后,却是空前的。二是不信虚诞。司马光历来主张破除迷信祸福之说,在《资治通鉴》中也贯穿了这一思想,史书中虚妄怪诞、祥符祸灾之说,司马光于野史不取,于正史删削。全书语及符瑞者,据宋代通鉴学家王应麟研究仅有汉高祖斩蛇一事而已。在书中还通过人物之口及自己的议论表示不信虚诞的思想。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之三是司马光的史论。历史著作主要是以史事的选择、表述来体现史家的立场,但中国的史书从《尚书》《左传》起就有着史家本位意识,史家可以在所撰述的史书中就人物、事件等发表自己的看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或于重大事件、或发人深省的琐事,凡君主臣子当引作楷模、引为借鉴之处,惟恐读者疏忽、掉以轻心,所以总要议论一番。全书大小长短不一的以臣光曰启引的史论不下二百多处。虽说司马光的史论中浸染着浓烈的儒家正统思想,但其中发人深思的议论可以说俯拾即是。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资治通鉴》虽然史学价值很高,但也有不足之处。在今人看来主要的缺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偏重于政治、军事的史料,经济、文化史料方面的材料太略,显示了作者对统治者治理社会根本因素的认识没有超越前人,而且在司马迁等人的基础上倒退了。二是以正统思想来到解释史事,用史事来证明儒家经义,这是种十分狭隘的传统史学观点。

 

《资治通鉴》描写战争的特点

 

《资治通鉴》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军事,所写较多的便是战争。司马光承继《左传》笔法,也是一位善于写战争的高手。要了解《资治通鉴》中描写战争的特点,就必须先了解《左传》战争描写的特点。

 

    《左传》写战争,总是着眼于战争的性质、原因及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战争的具体场面总是围绕这个着眼点的。比如《 殽之战》,关于战争本身过程只有一句话: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  ,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其他部分则着重写为何是秦败晋胜,指出首先在于秦国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还指出是由于秦将的轻慢狂傲。这样来写战争,确实可以让统治者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资治通鉴》写战争也是依从《左传》对战争描写重点的把握原则的。比如《赤壁大战》,作者并不着力描写两军交战的场面,而是孙权抗曹的决策过程。这样,就不只是介绍了这场战争的战况,而且告诉人们这样一些道理:大敌当前,决不能被敌人积威所劫,苟安投降;而应冷静分析,团结友军,共同抗敌。

 

    《资治通鉴》在继承《左传》战争描写艺术时,还有所创新。张煦侯先生曾指出,《左传》虽开长篇叙事之法门,然而由于作者常常是刻意为文,过求匀配,讲究错综变化,此等诚为文家高境,然就读史言,则殊欠爽朗,不免使读者过于耗心。这从《殽之战》中也可得到证明,用蹇叔关于战争的预言开篇,实际是要以此为叙事举纲,但文章处处照应这几句话,却又使人觉得过于牵强玄秘。而《资治通鉴》则不如此,不管多长的文字,决不讲求这种细密处的时时照应,而是纯用平铺直叙的文字。如《赤壁之战》先讲出曹操步步进逼的背景,再道出东吴与刘备聪明的建立,接着展现东吴政权内部的决策过程,然后是战争的具体部署,战斗的具体过程,最后是战争的结局。不过说是平铺直叙,却非平淡无味,在结构上也并非全不着力,文章显得气魄很大,全用遥相呼应、暗走龙蛇之法。比如战争的结局与诸葛亮战前的分析是一致的;曹操的进逼开头是直接写,后来是通过刘备败逃、曹军下战书等从侧面写的。说文章不在细处着眼,却也不是细处疏忽,文章用笔是十分绵密的,比如写刘备投吴巨,就对吴巨作介绍;写诸葛亮见到鲁肃,鲁肃提起诸葛瑾,就对诸葛瑾补述一笔;战争中火攻诈降之计乃黄盖所献,也作了具体交待。对细节描写,《资治通鉴》也同样重视,在《资治通鉴》中也有出色的细节描写,比如孙权拔刀斫面前的奏案,来突显他抗曹的决心坚定不移,便是精彩一笔。

 

    《资治通鉴》中即使具体写战争过程的文字,也相当注意从中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比如《李愬雪夜入蔡州》,作者写李愬谋划袭击蔡州之后,便展开写进袭蔡州的战斗过程。先是前哨战,攻占张柴村,尽杀戍卒。然后是冒着风雪进军蔡州,这段写得十分详实生动,旨在说明李愬之所以能够取胜,在善于把握战机。夜袭蔡州部分写得尤其有声有色。攻外城用详笔,攻里城用略笔,亦然二字简洁而显豁,然后写吴元济对官军到来茫然无知,有人第一次报告时,吴元济还在睡觉,笑着说: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第二次报告时,吴元济仍未介意,说: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这几笔充分显示吴元济昏庸残暴,但更从一个方面突显李愬用兵如神。攻牙城一战叙述更为详密,描写也更加具体,先毁敌军武器库,再火烧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终于活捉吴元济。这里战斗过程及吴元济的言行的以描写如此具体细致,目的在说明吴元济作恶太多,民心丧尽,所以必然失败。

 

当然,《资治通鉴》描写战争上的这些艺术特点,是与这部书本身的惩恶扬善”“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目的分不开的。

 

《资治通鉴》对话描写的艺术特点

 

《资治通鉴》虽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心并不是在刻画人物,但作者却象《左传》一样能以文学的笔墨来写历史上的人物。限于体例,《资治通鉴》主要不是去刻画人物的肖像、心理,而主要是刻画人物的语言。清代戏曲家李渔《闲情偶寄》中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思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资治通鉴》在对人物语言描写时,就注意到合乎人物的身分、地位、教养、经历,合乎人物的性格特点,合乎人物此时此地的思想、心境,随形而异,因情而化。

 

《孙权劝学》选自《资治通鉴·汉纪》,故事很短,全全靠对话来写人。孙权劝吕蒙学习:卿今当涂(当权)掌事,不可不学!完全是君主身分,同时也流露出对吕蒙是否胜任的担心。当吕蒙以军务繁忙为借口推托时,孙权的开导很有意思,首先说我叫你学习并非要你去录教授经文的学官,而是要你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再把自己与吕蒙比较,说: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这么一比,吕蒙还敢推辞吗?他乃始就学。学习结果如何?作者并没有下面去写,而是通过鲁肃的惊叹从侧面来写的,鲁肃可是位大学问家啊。再看吕蒙回应惊叹的答语: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自豪得意的神情虽不着一字,却毕现于读者的面前。

 

《赤壁之战》中的对话描写就更为精彩了。例如同是劝孙权抗拒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三人的话却各不相同。诸葛亮是刘备的使者,他是来向孙权求救的,但在对孙权进言的整个过程中他不但没明提求救二字,反倒好象是来拯救孙权似的。这是与诸葛亮的友军代表身分分不开的。孙权本不把刘备放在眼里,他历数时世英雄,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说了这么多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没有刘备。而诸葛亮则要孙权相信可以联合刘备共抗曹操。因为只要孙权拒曹,刘备自然得救,但如果只是念叨着求救,则不但自己显得寒伧,而且也会使孙权感到孤立无援,顿失抗曹之心。所以尽管当时刘备兵败势弱,但诸葛亮同孙权谈话,一开始就把孙、刘、曹并提,以抬高刘备的地位。而在孙权还未最后决策时,指出只有战、降两条路,并针对孙权的好胜性格,用激将法反激孙权,终于使之下定联刘抗曹的决心。这段对话,充分表现了诸葛亮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鲁肃是孙权手下的大臣,他劝孙权抗曹又是一番道理。首先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讲道理,这是因为鲁肃一要回避甚嚣尘上的投降派,以免敌不过他们反使孙权心灵上蒙上阴影,所以他是趁孙权更衣如厕之机劝谏的。此外,他从孙权的切身利害来进言,对于投降论调,他以自己为例,以臣子、国君地位不同,迎降后果也不同的分析,委婉而有国地劝孙权不要采纳众人之议,还以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一句,触及孙权灵魂深处。他这番话,表现了对孙吴政权的忠诚,也表现了他的政治远见与口才。周瑜是东吴年青的主将,说话慷慨豪迈,气壮如牛,和鲁肃的语气又不相同。鲁肃反复说的是不能迎曹,周瑜则口口声声是擒操”“破曹。他见了孙权一开口就是: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两句话说尽了前面诸人的长篇大论。他着力说明的是双方实力的分析,这些分析与诸葛亮不谋而合,他还主动请缨出战,显示出周瑜过人的才智与年轻有为。

 

上面两段中的语言描写,不仅注意体现人物个性,而且也相当凝炼含蓄,《孙权劝学》虽短短几句话,但包含了崇尚学习的重要思想,体现了东吴政权推重才学之士的风尚。《赤壁之战》中对话虽长,但每个人的语言中的容量却是十分丰富的,再加上每个人说话语气格调各不相同,所以长而不繁,多而不琐。作者可谓深得人物语言描写的个中三昧了,确实都堪为楷模。

 

通鉴学简介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不但在史学界引起巨大震动,也使整个学术界为之注目,并从此产生了一门崭新的学问——通鉴学。

 

明确提出通鉴学这个概念的是张煦侯先生的《通鉴学》。张煦侯(1895—1968年),名须,江苏淮阴人,史学著作颇丰。先生教学于乡间时,潜心苦读《资治通鉴》,并于1945年撰成《通鉴学》。通鉴学的内容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通鉴学研究的对象,二是通鉴学研究的方向。

 

通鉴学研究的对象主要的当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过,我认为还包括司马光等人在编撰《资治通鉴》时的其他一些著作及他们的生平。具体的说,起码应包括司马光的《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历年图》《百官公卿表》《稽古录》《涑水纪闻》等,刘恕的《通鉴外纪》《通鉴外纪目录》,范祖禹的《唐鉴》等。这些书与《资治通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资治通鉴》的研究方向,目前看主要是这么几方面:

 

    一是继作。《资治通鉴》起于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十国。前有缺,后无继。虽说司马光托始终结有其用意,但于史实为阙如。所以不少人仿《资治通鉴》之体例补作,较重要的有:南宋末年金履祥《通鉴前编》,起自唐尧,讫乎周威烈王;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叙北宋历史;明代薛应旗《宋元资治通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叙宋元两朝历史;夏燮《明通鉴》叙明代历史。

 

    二是改作。《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虽有其独到的史学价值,但也难以避免编年体之弊病,一件事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朱熹语),于是有人便改作之,最早最著名的便是宋代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以事贯通历史,每事一篇,起于三家分晋,迄于周世宗征淮南昌,计239篇。张煦侯先生说:有《通鉴纪事本末》之作,而后《通鉴》之文,因易读而读者益多,其陈事垂戒之功用亦益显,而温公补苴弥缝之方案亦有进一步者在。是则枢之凶暴为此体,乃最能得温公之心者也。张煦侯先生在《通鉴学》中也拟有《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的改造计划。

 

    三是注释。有注音义的,如南宋史  《通鉴释文》;有注地理的,如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最著名的是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其注最为广博审慎,也最便初学。

 

    四是考订。《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因而虽以司马光之雄才博学,也免不了舛误;再说历史科学本身也在进步,司马光的观点以至史料全都有需要改正之处。这方面以清人严永思、谈允厚《资治通鉴补》(294卷),最为代表。

 

    五是论断。《通鉴》中本有司马光自己的史论,后人又由《资治通鉴》所叙历史生发议论,或者又由司马光的史论而生发议论。最称巨著的是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共16卷,皆取通鉴史事,发为己论。

 

    六是编纂词典,今人盐城师专之陈国本先生编成《通鉴大词典》,其便于研究者与后学甚矣。

 

    七是翻译白话。有台湾柏杨先生的《白话资治通鉴》,至于翻译为外文则尚未有知。

 

    《资治通鉴》可研究的方向还很多,但上举数方面,已足以说明通鉴学决非张煦侯先生标新立异,而实是一门存在的学问,通鉴学的开展对于我国史学等学科的深入、普及具有重大意义。就比如说,《资治通鉴》对初学者来说,量太大,目前从事普及的工作甚少人做,除中华书局出版的柏杨译本外,还未见什么便于初学的读本。余不敏,编有《通鉴战争文选读》《通鉴史论评译》。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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