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接待处宋处长在成都双流机场迎接一位年已92岁高龄的老人。飞机降落后，这位个子不高的老人在信息产业部杨显光秘书陪同下，拄着拐杖，兴致勃勃地走出贵宾通道。

这位老人就是钱敏。他曾担任过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电子工业部部长、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副主任。虽然92岁高龄钱老至今还爱好多样，看书、集邮、刻章、书法、户外运动，无不喜欢。还经常到三线军工单位考察。

在西南三线建委工作期间，彭德怀是第三副主任，钱敏为第四副主任，他们朝夕相处，在生活、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西南三线建委在成都总府街省招待所西楼办公，20世纪80年代改为四川宾馆。事有凑巧，这次钱老下榻在宾馆的320房间，正是他40年前在三线建委工作期间的办公室。入住故室，钱老感到特别亲切和高兴。最使他刻骨铭心的，在这个房间里，他为彭德怀的安危运筹操心，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报告，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钱敏，江苏无锡人，早年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听过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报告，那时就非常敬重彭总。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深入全国军工厂，组织、关心生产部队的装备。1953年彭德怀到上海视察，看了一些工厂和军品生产线，钱敏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亲自陪同彭德怀视察，到了江南造船厂办公楼会议室，彭德怀见茶几上放了几盘苹果，很不高兴，他不进会议室，要求把苹果撤掉，不允许用公款招待。经钱敏做工作，彭德怀才坐下听汇报。散会时，彭德怀自己带头请大家吃苹果，临走时，他留下5元钱，放在茶几上，钱敏与厂领导很受教育。未曾料到，13年后，钱敏和他的老领导彭德怀都到西南三线建委工作了。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三线建委主任，程子华担任第一副主任，闫秀峰担任第二副主任，彭德怀担任第三副主任，分管电力、煤炭、天燃气方面工作，钱敏担任第四副主任，分管机械、军工方面工作。五位领导，前四位至今都去世了，而钱敏活得很健康，他是三线建设、调整历史的见证人，他仍然关心三线军工事业的发展，也非常怀念彭老总。这次我陪老领导钱老活动了几天。在320房间，他向我讲述了“文革”期间保护营救彭总的故事。彭德怀比钱敏早到二个月到西南三线建委工作。

196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约见罢官六年后的彭德怀，传达中共中央意见，要他到西南三线建委抓三线建设工作。彭德怀不愿意，宁可回湖南老家务农。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彭德怀，并对他说：“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还是到三线去吧！”彭德怀背负着庐山会议加给他的罪名，顾全大局，听从了中央的安排。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在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陪同下，由北京乘火车到了成都。西南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中共中央西南局管理局副局长何光到车站迎接。并安排在永兴巷七号大院住下。

永兴巷七号，在成都繁华的春熙路北面，两街之隔，闹中有静。永兴巷七号大院，东头有一幢五层楼的招待所，是西南三线建委机关干部临时住所。院中有一个小礼堂，院子东头套了一个小院，有二幢三层楼住宅，三幢平房。彭德怀自己选了一个小平房居住，工作人员住在紧挨着的其余平房。小院门口，有一个排的解放军站岗执勤，保卫彭德怀的安全。

彭德怀顾不上休息，12月1日开始听建委各局汇报，一连汇报了五天，但未汇报军工情况，彭德怀是有感觉的。12月4日，他偶然翻阅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了姚文元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刊登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德怀看完姚文元这篇文章，认为是针对他的，气得一拳击在报纸上，厉声骂道：“简直胡说八道！”他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不禁凄然一笑说：“綦秘书、景参谋，你们要明白，对我彭德怀无非再来一次批臭。其实哪有一个人真是批臭的，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了……。不管它，干我们的正事去！明日开始，我们到三线现场去。”当然，彭德怀并不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是大有来头的。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份子——彭德怀作为目标。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着定期5007rh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随之，政治风暴席卷而来。

1966年1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华东局书记陈丕显，说上海支援三线任务很重，包建了一批工厂，一大批技术骨干已到了三线现场，西南三线建委要加强组织领导，通知华东局工业部长钱敏，尽快到西南三线建委报到，立即开展工作。钱敏顾不上过春节，2月4日由上海乘火车，2月6日到了成都，与彭德怀同住一个院子，朝夕相处。

中共中央批文任命钱敏为西南三线建委第四副主任。钱敏一上任，就遇到报纸上批“海瑞罢官”升级，上面又不让彭德怀管军工，而让自己管军工，产生对彭德怀的同情，但又不便表露出来，只有积极支持彭德怀工作。

1966年5月下旬，彭德怀在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视察。正准备动身去云南、贵州，5月28日晨，突然接到西南三线建委电话，让他马上返成都，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建委在外地出差的局级以上干部也同时被召回。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修正主义”的狂风很快在全国刮起。而彭德怀是首当其冲，6月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局级以上干部20多人，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批判彭德怀一个星期，大家基本上唱的一个调子：“你彭德怀是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西南后仍不悔改，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最后，彭德怀发言了：“我是不愿意来三线工作的，最终我服从了毛主席的安排，你们说我一贯反毛主席、反党、我不服，你们去问毛主席。庐山会议是快慢之争，主席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慢一点，欲速则不达，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我彭德怀有功，也有错，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也很为难，无奈，只好说：“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态度不好，先批到这里。”会后，整理成简报，上报中央。

“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查清批彭德怀之风的风源。戚本禹、关锋于1966年6月16日向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献策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觉得，分配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建委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来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钱老在320房间向我回忆当年批判彭德怀的情况时说，他也参加了批判会，看到彭德怀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据理力争，忍辱负重，从内心更加敬佩他。1991年1月16日，我请钱老为我著的《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版题词时他所题的内容是:“学习彭德怀同志的革命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表达出钱老对彭总的真实感情。

钱敏与彭德怀相处中，觉得彭德怀是个倔老头，有些事情他坚持己见，很难说服他。1966年下半年，“文革”升级，大街小巷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炮轰西南局”、“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火烧省市委”、“打倒彭德怀”，党政机关瘫痪，社会秩序动乱，面对这些情景，彭德怀仍镇定自若，经常一个人在街上看大字报，被钱敏发现后，从安全考虑，劝他不要再上街看大字报了，红卫兵会认出他的。彭德怀说，红卫兵没有什么可怕的，仍然坚持要看大字报。钱敏只好让杨沛副秘书长派工作人员陪同彭德怀上街看大字报，结果终于被几个红卫兵认出来了，追上住处与他论理。呼口号要打倒他。从此，钱敏和其它领导研究作出了决定，为保护彭德怀的安全，不准他再上街看大字报，组织工作人员上街抄大字报内容让他在家看小字报。到了十二月初，西南局领导都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程子华、闫秀峰在大山深处三线工地调研，钱敏留守机关负责全面工作，他一直为彭德怀的安全担心，西南局保卫部门也给钱敏打来电话，建议彭德怀避一避住离成都200多公里的西南局内江招待所。钱敏派杨沛副秘书长去做彭德怀的工作。杨沛不但未说服彭德怀，还被彭德怀批评了一通。他说：“我不去，我要坚守阵地。躲起来，这与打仗逃跑有什么区别？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真是胆小鬼，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日本鬼子、美国鬼子我都见过。学生来抓我，我就跟他们走……”

钱敏只好尊重彭德怀不走的意见。采取措施加强对彭德怀住地的保卫工作，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他报告。

十多天后，彭德怀被绑架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个所谓揪彭兵团由北京窜到成都，1966年12月初对彭德怀住地永兴巷七号进行了侦察。12月22日夜里，几个红卫兵，首先找到綦魁英秘书，要将彭德怀带走，綦秘书说：“彭总是毛主席派来抓三线建设的，你们无权带走。”立即向住在大院招待所的杨沛副秘书长汇报。一个红卫兵先抢着对杨沛说：“我们是北航红卫兵，来之前，江青在北京接见了我们，她支持我们革命行动，我们有任务，将彭德怀带到北京，不会伤害他，赶快给安排飞机！”杨沛气得脸色发白，反驳说：“你们无权将彭总带走。我哪里有这么大本事交涉安排飞机！”另一个红卫兵头头说：“这家伙是保皇狗，找他没得用，快去把彭德怀带走！”杨沛急得额上出汗，随即给在办公室值班的钱敏副主任打电话报告这突发事件，请示怎么办？钱敏心急如焚，事关重大，答复道：“我立即电话请示国务院，你们要保护彭总……”

杨沛打电话，被一个红卫兵听到了，一伙人又追到西南三线建委办公大楼，遭到值勤的解放军阻拦。纠缠后，钱敏允许派3名代表到他办公室，围住他又提出了派飞机送彭德怀去北京的要求，遭到了钱敏的拒绝。

钱敏让3名红卫兵代表在客厅等候，关上房门，他走到里面房间办公桌旁，拿起红色电话机要通了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接电话，立即将情况报告周总理。不一会童小鹏电话来了，传达了周总理三条指示：“不准坐飞机，只能坐火车；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要保证彭德怀同志绝对安全；路上不准劫持。”钱敏向三位红卫兵代表作了传达，他们半信半疑，钱敏对他们说，你们不相信，我可以把电话要通，你们可以直接问周总理。他们不敢问，下楼走了。此时，杨沛赶到了钱敏办公室，钱敏把周总理三点指示写在纸上交给杨沛，并交待杨沛：第一、立即找到彭总下落；第二，立即与成都军区主持工作的韦杰副司令联系，安全护送彭总坐火车去北京。韦杰副司令同时接到周总理同样内容的电话指示，迅速作出部署。彭总警卫参谋景希珍在院内抓住一个红卫兵，从他口里问出彭总被关在成都地质学院，由北航“红旗”红卫兵看管。于是，立即坐上赵凤池小车追赶去看了彭总。第二天，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滨等人又将彭德怀转移到四川省地质局大院内，景希珍又找到了彭总，并悄悄传达了周总理指示。彭德怀听到周总理指示中还称他为同志，非常感动。同时让景希珍转告钱敏副主任，让他费心了。

钱敏这几天为将彭德怀安全送到北京废寝忘食。他与韦杰副司令保持着电话联系，并指示派杨沛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南局管理局何光副局长与成都军区、成都铁路局联系，落实周总理指示。成都铁路局单独挂了一节车厢。12月25日下午，红卫兵开着几辆吉普车到成都火车站，强行将彭德怀架上了火车。成都军区派了一位参谋、5位战士护送彭德怀。景希珍、綦魁英也不放心老首长，挤上火车守卫彭总。钱敏派杨沛、何光为彭德怀送行，火车站人山人海，挤不进去，杨沛、何光在车站外面，听到火车汽笛一声长鸣，载着受难的彭德怀去北京，心理非常难过。彭德怀在三线度过了艰难的一年零25天，忍辱负重，考察了几十个三线工地。被强行抓到北京后再没有活着回来。

1966年12月27日夜火车到了北京车站，周总理指示北京卫区司令部的同志到火车站接彭德怀同志到卫戌区去，但北地“东方红”头头王大宾不同意，结果彭德怀又被揪到北京地质学院，与中央警卫部队共同看押。童小鹏主任打电话给钱敏，让他放心，彭德怀安全到了北京。钱敏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彭德怀到了北京被监护后的第5天，即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封亲笔信，这不是万言书，而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主席。信中写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底，戚本禹在押期间写的供词承认：“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四川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这样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显然，营救彭德怀是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

“四人帮”从策划绑架到整死屡立战功的彭大将军，长达8个年头。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冤逝世，终年76岁。在中国的天空上，一颗将星陨落了，二年后，人民终于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将这伙人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为彭德怀同导彻底平反昭雪。历史为彭德怀同志作出了公证的评价。

钱老支持我修订再版《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以纪念2008年10月24日彭德怀元帅诞辰110周年，并且提前题词：“学习彭德怀同志的高风亮节。”

2010年8月4日，95岁的钱敏考察山东威海回到北京家中。8月4日接待了我，再次向我与家人回忆45年前在成都与彭德怀度过的艰难岁月。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