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我刚调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不久，办公厅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香港中文大学，对香港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各阶层对香港回归的态度，进行调研。办公厅领导说，不久前，国务院领导同志会见了回国探亲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杨教授向他们反映，他途经香港接触当地上层及知识界人士时了解到这些人对香港回归有一些顾虑，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香港社会情况和动向，加以比较，以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杨振宁教授还主动提出可以通过他同香港中文大学的关系，安排有关人员赴香港进行考察。领导接着说，你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尽快出发。就这样，在杨教授的推荐下，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香港进行社会调查。1984年上半年，我被调到香港工作。

　　1984年的夏天，香港回归的进程排除了种种干扰，势不可当地向前推进，中英之间关于香港前途安排的谈判已进入尾声。对香港本地人来说，形势越来越明朗，中国1997年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回归后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面对1840年以来历史性的巨变，一些人心存疑虑，更有少部分人惊慌失措。

　　此时，派驻香港工作机构的全体同志正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对港工作的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香港现状，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打开新时期香港工作的新局面。

7月份，中央对派驻港澳地区工作机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我成为新的领导班子十个成员之一，协助李储文同志（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负责外事、统战、对台、调研等工作）分管统战工作。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筹组国庆35周年港澳赴京观礼团。

“到北京去”是港人的一件大事

　　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祝国庆活动的筹备工作开始得比往年早，分社领导强调香港的庆祝活动要密切配合香港回归的大形势，要在活动中体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系列我对港方针政策的精神，要充分利用有利的政治大形势拓宽团结面，广交朋友，深交朋友，要特别做那些同我接触不多，或没有接触，但有社会影响的人物的工作。新华社香港分社主要领导亲自走访各界头面人物谈形势，解释政策，做工作。香港殖民统治已存在140多年，香港政权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上，参政的仅限于少数当地华人，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司级官员才有一位华人。政治态势上，左派爱国力量长期处于受限制、被排挤的不利地位。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受“文革”的消极影响，一些香港人，尤其是上中层人士对1997年回归抱有疑虑。对香港回归抱有抵触情绪的势力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同我方大打所谓“信心”牌。上半年，老牌英资公司怡和洋行将注册地迁到百慕大群岛，不久又有一个行政立法局双料议员大张旗鼓地登广告成立太平门公司，专营代理海外移民，他们鼓动用脚对九七回归投反对票，唯恐天下不乱。我们认识到，香港正处在一百多年来的重大转折关头，社会正在出现分化、改组，一定程度的波动恐怕也在所难免。我们坚信香港回归祖国顺乎人心，终将得到广大香港人民拥护，我们在港澳地区的工作就是要争取人心，增强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实现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

　　1984年的国庆活动是多年来最隆重的一次，举行阅兵式更具有非凡的意义，适逢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时期的关键时刻，如何借助大好形势发展统一战线，又以统一战线的扩大促进大好形势正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观礼团筹备班子的工作就是落实分社领导的有关指示，在各部门提出的邀请人员名单的基础上，综合平衡后提出整体方案，组织协调各部门、各单位具体实施，处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把握政策，随时根据情况变化提出修改或补充建议，及时向领导汇报请示。例如，当时行政立法局的议员分两类，即所谓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官守议员是指担任政府公职的议员，非官守议员则是港英挑选并由港督委任的民间人士。在中英就香港前途安排的谈判过程中，英方总是把这些非官守议员作为民意代表推到第一线来讲话。他们人数不多，其中多数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但一些人对新中国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了解。在各部门的提名过程中，大家认为，虽然一些两局议员对1997年香港回归态度消极，但是邀请两局议员参加国庆观礼有助于我们做工作，扩大影响。鉴于两局是港英政府体制的一部分，在中英谈判过程中非官守议员多次以香港民意代表自诩，试图成为所谓中英谈判的三脚凳中的一只脚，因此，直接对两局发出邀请，意味着突出两局的地位，是不妥当的。向议员个人发出邀请，又恐港英方面担心我们撬他们的墙角而产生戒心，对议员们有所不便。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提议，由分社通过港英政府邀请高级官员和两局议员组成香港政界人士观礼团赴京，我们只提人数，人选由他们自定。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充分考虑各种操作细节，在权衡利弊之后，请示北京，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我们在组团过程中，扩大了邀请的覆盖面，尽量使参团范围包括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以配合我们1997年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和即将面对全社会的需要。最终组成的港澳各界知名人士赴京团，包括12个分团，第一团工商、金融、航运界人士共40人，第二团公务员、工人、农民、渔民、小贩共21人，第三团教育界人士共21人，第四团医务界人士共71人，第五团科技界人士共11人，第六团法律界人士共14人，第七团文艺、出版、电影界人士共20人，第八团体育界人士共10人，第九团新闻界人士共12人，第十团妇女界人士共15人，第十一团宗教界人士共7人，第十二团大专学生界。

　　我们在以往组织观礼团以左派爱国人士为主的基础上，注意到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比如在劳工界，除了几位工联会的代表外，同时也邀请了其他工会的代表。又比如在工商界，除了一贯爱国爱港的中华总商会代表，同时也邀请了其他各大商会的代表。可以说，观礼团的组成包括了上中下、左中右、老中青各方面的代表。总人数达到了200多人，大大超过了以往历次赴京观礼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赴京观礼代表团人数最多的一次。

　　26年过去了，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1984年香港的政治环境。长期以来，香港当局对左派爱国力量采取限制排斥的方针。几所左派爱国学校的毕业生不能到政府机构工作。立法局中有与台湾关系密切的工会代表，香港最大的工会——左派的工联会却没有席位。左派爱国团体骨干的行动时常受到监视。港英当局用无形的手进行操控，营造孤立爱国左派人士的氛围。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们，他们路过皇后大道上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大楼都要绕着走，因为如果被人监视到，就可能有麻烦。此外，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在港的势力一直在衰落，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民党在香港还有一定的影响，每年10月份爱国力量庆祝十一举行多种活动，悬挂五星红旗，而亲国民党的势力则举办各种招待会庆祝双十节，悬挂青天白日旗。我记得，10月份，在香港挂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香港岛五星红旗占主导地位，到新界的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青天白日旗。挂旗只是一种表象，但也是一种政治氛围的写照。我们这次就特别邀请了一些与台湾国民党有较密切关系的人士。考虑到他们的不便之处，我们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没有向外界提供观礼团的全部名单。我们无意用这些人做宣传，相信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面貌能够让他们以客观的态度认识共产党和新中国，从而对香港回归采取积极态度，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新华社香港分社同佛教界人士长期保持友好交往，佛教协会会长觉光法师已经几十年没有回内地了。在我们真诚的邀请下，觉光法师决定北上观礼，并表达了希望回辽宁老家探望的意愿。觉光法师参加了观礼活动，回到故乡，受到了热情接待，同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在后来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和特区筹备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观礼团中像他这样的就有好几个，甚至还有一些人从未到过内地，更不要说到北京了。对他们来说，参加观礼团是一件大事。

9月29日，由200多名人士组成的港澳各界人士观礼团和香港政界人士访问团乘包机到达北京，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宴、节日阅兵及焰火晚会等多项国庆活动，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香港报纸在报道观礼团赴京消息时提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陈达明、祁峰、副秘书长乔宗淮同机前往。陈达明抗战初期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政委，祁峰是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罗湖军管会主任，他们都是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顺便一提，直到80年代初，分社的工作人员都是以编辑、记者的身份外出工作的，副秘书长是当时我对外开展工作的名义。多年以后，我在填写履历表时填写了“曾任副秘书长”，但因为没有经过正式的任命程序，干部部门未予承认。这多少也反映了新华社香港分社这个特殊机构的工作情况，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头衔只是形式，为了方便工作而已。

临时换机背后的惊心动魄

　　香港国庆观礼代表团北京之行取得成功，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应，短短的半个月使香港和北京的距离似乎近了很多。不久，中英两国政府对外宣布，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将于12月中旬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这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中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香港著名企业家包玉刚先生同中国领导人有着良好的关系，同英国的上层也保持着交往。1982年中国正式对外宣布1997年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之前，小平同志曾经分别会见他和其他一些香港重要企业家和知名人士。包先生非常关心香港的稳定繁荣和中英之间的合作，他向分社建议，在中英两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时，组织香港各界代表现场观礼见证。根据包玉刚先生的建议，分社研究后正式向北京请示。国务院批准后，分社即着手组织100名各界人士组成的观礼团。由于观礼活动的内容是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关系到香港前途安排的文件，因此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一些知名人士在国庆观礼团筹组时，还委托其副手参加，但此次他们本人都积极应邀，因此，这个团人数虽然比国庆观礼团少，但集中了更多的香港社会知名人士。这次活动安排也是由我负责具体的筹组工作。由于有了前次的经验，这次组团比较顺利，到12月17日，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第二天中午观礼团即将赴京。

　　17日中午12点，我正准备到机关食堂去吃饭，机要室打电话说，有一急电让我去处理。我即刻转到机要室，看了北京来的急电，大意是，我有关部门从情报中获悉，有人想破坏这次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的活动，准备对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乘坐的航班进行破坏活动，国内要求分社立即采取措施，于当晚迅速组织观礼团乘坐火车直通车前往广州，第二天从广州乘中国民航包机前往北京参加签字仪式。我看完电报，感到事情比较紧急，此时离我们原定的出发时间只剩十几个小时，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立即去找分社的主要领导同志，却被告知，分社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有活动，不在办公楼。按照规定，电话里不可以说机密的事情，尤其不可以谈到机密电报的内容，这是铁的纪律。因此，难以通过电话向主要领导汇报请示。显然，如此重大的事项我难以做主，只能等主要领导同志回来决定。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决定先把必要的工作做起来。

　　我首先想到的是，1955年，国民党特务买通机场工作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放置炸弹，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结果造成我代表团十名工作人员遇难。事件发生后，组织上安排黄作梅烈士遗孀和年幼的儿子伟健从香港到北京。黄作梅是我父母的老同事，事件发生后他们十分沉痛，母亲龚澎考虑他们母子二人从未到过北京，人生地不熟，经常把他们接到家中。“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鉴于这个血的教训，必须高度重视情报的内容。接着我又想，如果按来电指示去办，当下很难立刻联系到所有的近100人，有些即使能联系上，这些知名人士都很繁忙，日程表早已安排满，如果让他们改变日程，会相当困难。此外，也许有些人听说赴京有风险，会知难而退，这样赴京观礼团人数就会大幅减少，这种情况进而还会被新闻媒体炒作，到那时观礼团赴京非但起不到烘托签字仪式气氛的作用，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事不宜迟，我立即召集保安部、统战部、外事部的领导彭松年、杨声、纪绍祥等开会研究。我先介绍了有关情况，接着大家对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只能根据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来做好最严密的防范工作。其次，大家谈到，事情发生地点在香港，港英当局有责任保证赴京代表团的绝对安全。大家认为，现在情况同1955年的情况不同，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成果，在国际上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典范。英国首相将出席签字仪式，如果观礼团出了意外，势必对整个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对英方也不利，港英政府也难辞其咎。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方案，是照原计划乘飞机，还是到广州转乘火车，都需要港英方面提供协助，因此我们要通报港英政府，并要求其切实负起责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安全，积极排除必要危险和隐患。估计港英政府应该采取合作态度，因为这也符合英方的利益。我谈了一下个人的看法，坐直通车到广州去乘飞机赴京观礼的人数会减少，是不得已的选择。如能保证安全，按原计划由香港乘机，效果会好得多。与会同志都同意，应力争按原计划进行，前提是把安保工作做到万无一失。我们确定从加强安全措施入手，尽量使在香港起飞的原计划不作变动，不得已再退而求其次。按照来电要求，这一切都要在几个小时之内确定下来。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此时已是下午2点，分社的主要领导还没有回来。事不宜迟，我立即同外事部的同志出发到香港总督政治顾问办公室去。此时香港尚无手机通讯，由留在办公室的同志与政治顾问办公室联系，要求紧急约见。到了政治顾问办公室，副政治顾问马德克已在等候我们，他说，政治顾问布义德中午出去参加社交活动，马已同布联系，布一时还回不来，布委托马与我们先谈起来。我向马德克通报了有关情况，强调此次观礼活动的重要性，是中英合作的体现，如果安全出现问题，将会在国际上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要求香港警方采取特殊的安保措施，对登机人员和行李采取严密可靠的安检措施，确实保证包机的警戒不出纰漏。马德克说，港府没有得到任何与此有关的情报，他完全赞同中方对此次观礼团赴京活动重要性的看法，表示将向政治顾问汇报，尽一切努力使观礼团赴京顺利。因为我们必须在当天傍晚前有个结果，就留下一位同志同政治顾问处保持密切联系，我和其他同事急忙回办公室。到了社里我即刻向分社主要领导口头汇报了事情的全过程和我们的处置意见以及已采取的相关措施。主要领导听完后，立即召集领导办公会议进行研究。与会同志认为，要高度警惕有人想破坏观礼团北京之行，甚至制造更大事件，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至于改乘直通车到广州，再转飞北京，会影响活动的效果，不得已不这样做。目前看，争取英方同我们配合，保证活动的安全是可能的。大家还特别强调，要吸取“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历史教训，即使采取换乘火车去广州等其他措施，也必须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粗心大意，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不能在关键时候酿成大错。

　　布义德非常重视我们的通报及交涉，很快就向我们做了反馈，表示港英将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飞机安全。不久，港英方面又向我方通报了他们的具体方案，强调飞机安全是关键，如果排除了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可能，就解决了问题的关键。他们将从国泰航空公司临时调用两架飞机在停机坪待命，不说明任务，第二天上午再指定一位航空管理人员将他与外界隔离，由他在起飞前数小时确定哪架飞机执行任务，这样就避免了有任何人事先知道哪架飞机飞行，也就排除了事先放置爆炸物的可能。我们研究后，认为方案可行。同时，双方都同意，行李不走传送带，安排专人运送。我们随即向北京汇报了同英方商谈的结果以及我们的意见，并请示如上述方案实施顺利，就不实施到广州乘机的方案。北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叮嘱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确保安全。我又同保安部等有关同志研究行李在通过安检后运送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决定派人同机场人员一起用专用的行李车将行李直接运送到飞机上，以排除行李运送过程中被人放置爆炸物的可能。由于启德机场比较拥挤，登机时不能与普通乘客截然分开，我们又接着一一核实观礼团人员的情况、事先安排的送机程序，包括我们在机场经过的路线，尽量排除一切不安全因素。到晚上我们再次将相关的情况报告北京。我回到宿舍时，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虽然连续紧张工作没有休息，一整天饭也没有吃两口，由于人还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精神依然很好。

　　第二天，12月中旬的香港风和日丽，新华社办公楼里像往常一样安静，大量工作人员正在机场安排接待观礼团和登机事宜，保安部组织几十位年富力强的干部担负起护送行李运输的任务，各部门的同志也在分头接待他们所负责的知名人士。港英方告诉我们，按既定安排已确定飞往北京的飞机，观礼团将于午后1点多钟登机，行李也在我们的护送下顺利登机。飞机按时平稳起飞，一切都十分平静。起飞后，工作人员聚拢过来向我汇报登机过程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只有一位观礼人士登机后对旁边的人说，“我们不是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吗，怎么这架飞机是国泰的呢”，但周围无人回应，这位先生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飞机3小时后在北京顺利着陆，观礼团受到国务院港澳办领导的欢迎。第二天，香港人士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的欢迎撒切尔首相的正式仪式，又观礼了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这个活动成为当天世界新闻的焦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香港观礼团很好地烘托了中英友好合作的气氛，充分显示了香港各界支持中英联合声明，对于所谓信心危机的论调是有力的驳斥。直到这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很久以后，都没有一个观礼团人士了解在赴京观礼过程中，曾发生过临时换机的经历及其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作者系外交部前副部长）

转自《纵横》杂志总第2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