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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反复旧妖风”

发布日期:2016/9/25 10:35:37  阅读:1527  【字体:
 

 

一日,政协老主席陈金鹏陈老和我谈起1968年冬支左部队整他的事情。他又说,我是第一批,你父亲张学纯是第二批,全县因此受牵连的有几百人。那次运动,全国面上叫“反复旧”运动,建湖当时叫“反复旧妖风”。我查了《建湖县志》,此事失载,故据陈老回忆和本人儿时记忆,略作记述。

  首先要解释一下“支左”这个概念。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各地,加上北京红卫兵的广泛串连,“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推开,很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口号甚嚣尘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公检法机关也受到严重冲击,红卫兵很快占据各级权力机关。建湖县的造反派夺权始于19671月,据《建湖县志·大事记》记载,这个月的27日,县内48个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的权,各公社、镇和县直单位造反派相继效法,致使各级领导“靠边站”(下岗),机关陷于瘫痪,党、团组织生活停止。其实从“文革”开始之初,红卫兵因为政治立场和投身运动的动机各不相同,对待原先当权派的态度就有两派之分,其中主张彻底打倒、严酷斗争的自诩为“左派”,而把那些支持原来老革命当权者的贬称为“保皇派”。到后来,那些所谓“左派”,也因为各自的既得利益与到手权力大小不同,而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夺权以后,这种派系矛盾更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文攻”已不尽兴,“武斗”粉墨登场,整个国家处于崩溃边缘。在当时,只有军队在周总理和老帅们的坚持下,没有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稳定的。毛泽东同志决定派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要求军队必须支持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从建湖来说,19673月份,县人民武装部介入地方,代行党政机关职权。是年49日,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2军奉命来建湖支左,成立建湖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公社、镇也由武装干部代行党政职权。到19684月,县公检法机关也实行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湖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公检法军管组。这年5月,建湖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但仍然处于军管状态之下。一直到19753月,人民解放军才奉命撤出“支左”。

  原先到建湖支左的是6408部队,但被认为有点软,不到一年,1968年春换成6453部队,应该是炮营,进驻上冈的当是一个炮连,我记得有4门榴弹炮。后查《建湖县志》进驻上冈公社(后与上冈镇合并)的是某炮团85加农炮连,有官兵100多人,说明我总体记得还不错。那时,我们家和支左的炮连实际都住在公社大院内,原先公社食堂也成了部队餐厅。我和几个小伙伴经常到食堂与炊事兵玩耍,也经常到后院去攀爬大炮。自己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和蔼可亲的解放军将会掀起一场“反复旧妖风”,将对我父亲他们进行残酷的整治。我想,他们也没想到天天和他们玩耍的小朋友,竟然是他们将要专政对象的儿子。

  1968年全国各地各级普遍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开展正常政务。所谓“反复旧”,是针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后来又在革委会中任要职而言的,有人认为这是复旧,因此要造反派击退这一股复旧妖风,重新夺权。据陈老回忆,建湖的“反复旧妖风”,实际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集中整了三个人,即时任冈西公社革委会主任陈金鹏(原冈西公社党委书记)、冈东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润之(原冈东公社党委书记)和颜单公社革委会主任韩立猛(原颜单公社党委书记),三人都被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定性为敌我矛盾,斗争的手段也是比较激烈的,经常采用捆绑、示众等。第二阶段整的对象为上冈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学纯(笔者父亲,原上冈公社党委书记)、建湖镇革委会主任姚万群(原建湖镇党委书记),因为一样是进了对敌斗争学习班,手段上虽略有软化,但残酷斗争是免不了的。我记得当时听说我父亲因为长时间罚站,双腿严重水肿。对每一个人的整肃,当然都不会限于这一个人,而是要牵连许多同样无辜的人,特别是曾经反对过此类整肃的人。

  我的印象中,上冈的对敌斗争学习班办在离上冈镇区56里路的榆东村。就在此前一年的秋天,父亲曾带我到过这个村的果园,当时满园果香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可是1968年的榆东村却让我感到紧张不安,还有一些恐惧,再有就是迷茫。“文革”一开始,我母亲作为上冈镇党委书记被斗得很厉害,当时她患有严重的肾病,“造反派”便逼着“保皇派”(主要是反对批斗我母亲的她的老部下,还有家里的亲戚)抬着她批斗。那时我们确实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每天总是惊恐万状,生怕有什么大祸临头。这种激烈的批斗,到了1968年初,因为造反派自己的权力之争而有所放松。这年夏天,上冈公社革委会成立,我父亲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这在全县也就只前面说到的冈西、冈东、颜单、建湖镇等数家。后来听陈老讲,他们在革委会中任职,都经过支左部队实地考察,确认没有“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存在,更无贪污腐化、丧失立场之事,经军代表审查并报市军管会核定,才结合进革委会的。这些我们当年并不知道,只是觉得暴风骤雨已经过去,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日子非常短暂,大概到了深秋,我父亲被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我们姊妹几个并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只能从在家养病的母亲脸上觉察到事态令人揪心,而父亲关在学习班里的情况只能靠一些好心人悄悄向我们透露。这年隆冬的一个晚上,一位我并不熟悉的叔叔到我家,和我母亲低声悄语说了好久,我估摸着是说关在对敌斗争学习班里我父亲的情况。一会,母亲把我叫到床边,让我跟着这位叔叔去学习班,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拿回来。

  记得那一阵一直在下雪,那天晚上的雪好象很大,跟着那位叔叔深一脚浅一脚,好长时间才走到榆东的学习班。在我的印象中,那似乎是在空地上搭建的一座帐篷,其实是一幢小屋,很小的窗口透着昏黄的灯光,被纷飞大雪扰动出不安与神秘。那位叔叔小声地嘱咐我站在外面等,千万千万不要乱跑。其实一小会父亲就出来了,也没和我说什么,只是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给了我几样东西,有他心爱的手表、钢笔,嘱咐我一定要交到我母亲的手中,接着就转身回到那个小屋里去了。也奇怪,我一点也没有觉出任何异常。后来那位叔叔把我带回到镇上,把我送到家,跟我母亲低声地打了个招呼,就消失在风雪之中了。

  我的母亲16岁就是乡里抗日游击队的队长,性格刚强,处事豁达。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把父亲交给我的几样东西交给母亲的时候,她几乎失声痛哭起来。我当时的惶恐不安至今难忘,完全茫然无措,是一种突然失去坚强依靠的那种感觉。母亲问我父亲当时说了什么,神情怎样,我告诉母亲也想借此来安慰母亲:没说什么,神情也很正常。母亲并没有告诉我她为什么会这么伤心,我也是后来听母亲说,你爸爸这是准备去坐牢。真没想到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干工作勤勤恳恳,竟要落得这样的下场,怎么能不让人伤心呢?

  后来终于没有象传言的那样,没有象我的父母担心的那样。春节前,父亲安然回到家里,但好象是又“靠边站”了。我当时只知道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但始终不知道什么事情,更不知道又怎么会转危为安。后来听我母亲讲,当时市军管会认为建湖对这几位老干部处置太过随意,前不久报市是可以结合的革命老干部,才一两个月又要求批捕,遂未予批准。40多年过去了,今年夏天听陈金鹏老主席说了才知道大的背景,那就是从山东王效禹那里兴起继而席卷全国的“反复旧”运动。后来毛主席不满王效禹的所作所为,发表了最高指示:“对犯错误的好人,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的解放他们。”父亲虽然没有被宣布“解放”,但严酷的批斗终于结束。大概是1970年,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到上冈公社冈西大队第10生产队。至今想起来心里总有暖意荡漾的是,当时冈西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也是过去战争年代人称“陈二菩萨”的老支书听说我父母被下放,就坐到我家,坚持要我们到他们冈西大队去,并且一定就住在他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结婚后,我的叔丈人们曾给我讲过我岳父曾想带人抢出我父亲的故事。我岳父家在上冈大志村,离学习班所在的榆东村不到3里地。他们觉得解放军听信了坏人的唆使,决定组织人员去把我父亲他们抢出来。可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结果上面派人来要把我岳父带走。我岳父弟兄6个,都是青年小伙子,听到这个消息那还得了,带着庄上的人们拿锹的拿锹,拿叉的拿叉,准备去拼命,结果上面来的人吓得真是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不过冲击学习班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文革”给我的印象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恐惧不安,还有背叛与出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温情与感恩。我常常会想到那位叔叔风雪夜行的身影,想到陈老支书坐在我家里的恳切的神情,还有我也会想象着我岳父假如率众冲击学习班的场景,当然我还应该想到那样可能的后果。还好,这一切总算是过去了。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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