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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大队办的回忆

发布日期:2016/9/24 10:34:55  阅读:1526  【字体:
 

 

  在“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建湖县也和全国各地同步,把542所农村小学、农中、部分公社的初中下放到大队办,2213名教师性质由公办转为民办,由国家发工资改为工分加补助。这一改变,对农村教育造成了重大损失,对农村教师的感情造成了极大伤害,对学校教学秩序造成了严重混乱。当时,我是草堰公社中心小学负责人,对这一变革,既是目睹者,更是亲历者,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心中隐隐作痛。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这一举措当时是在政治高压下进行的。1966516日,中央发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俗称“5·16通知”),8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俗称“十六条”),其时全国红卫兵造反,到处抓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学大批、清理阶级队伍……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文革”中,对毛泽东作出的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自然要坚决执行。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先是在近湖公社中堡小学抓了试点,准备由点到面推广。还未等到试点结束,催促的战鼓又进一步擂响,中央文革在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炮制了侯振民、王庆余提出的“将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登在196811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并作了编者按,要全国革命群众展开学习讨论。该建议拼凑了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好处”,主要是所谓从根本上改变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利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在“侯、王建议”被大肆宣扬后,建湖县革命委员会随即在1229日召开了全县教育革命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必须把过去贫下中农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我和公社革委会领导人一起出席了那次会议,会议强势提出三个问题让大家讨论:(1)建国十多年来,为什么封、资、修的教育路线在学校原封不动?(2)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横行霸道?(3)为什么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始终不能及时地、很好地贯彻落实?会议要求,贯彻落实这项工作要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要以大批判开道,冲破一切阻力;要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时间上要求在1969年春节前全部完成下放的政治任务,无价可还。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谁想不通就让他回家去。在那个左得要死、革得要命的年代,谁敢言“不”?于是春节前不到1个月的时间,全县就全面完成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任务。

  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政策是这样规定的:全县在农村任教的教师,原则上全部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大队任教;人已在本大队任教的一律维持不动;原籍教师过剩,所在大队教师又不足,可仍留在所在大队任教;有些大队教师不足,在公社内调剂,本公社调剂不了的,打报告申请,全县调剂;在城镇工作的教师,家在农村的,根据本人志愿可申请到农村任教;但农村教师家在城镇的,一律不得返回城镇。下放到大队的教师,一律采取民办公助,即大队记工分,参加大队夏、秋季分配,工资不足部分由国家补助。

  这一体制的改变,使全县农村教师都懵了。我们过去是国家教师,公办性质,工作了多年,怎么转眼间变成了民办和社员的性质?过去由国家按月发工资、吃国家粮,怎么变成到生产队称粮称草、记工分加补助?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大家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只能闷在心里。在草堰小学,一天夜里,我的同仁张涛老师忽然嚎啕大哭,我急忙问:“张老师怎么了?”张涛说:“主任呀,我家在靖江,1961年来建湖支持老区,一家老小在靖江城里,我过去都按月寄工资回去养家糊口,现在回城又回不去,改为拿工分,一家生活怎么过呀!”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劝他说:“张老师呀!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执行不行呀!我们只有蒙着头慢慢向前走!”其实当时,我的心情也很苦闷,压力很大。我家住在近湖公社季舍大队,家里兄弟姊妹加上父母共8人,挤在5间小房子里,我们夫妻俩加上1个小孩回去又增加了3口,如何居住呢?我愁死了。回去后幸亏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大队书记)董成宝是我小学同学,将大队两间破保管室腾给了我。虽然这两间屋子冬天四处来风,破墙洞老鼠进进出出,有时还有蛇游进来,吓得老婆、孩子心惊肉跳,但总算有了安身之地。回大队的第二年,我被调到公社革委会做秘书,接着又被调到县革委会办事组,同仁们都羡慕我跳出了苦海。

  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些所谓“革命举措”给教育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领导体制上,大队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由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贫协主任、民兵营长、学校领导人、教师代表组成。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兼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学校领导人为副组长。学制上,小学6年制改为5年,初中3年改为2年,有条件的小学头上戴个帽子,设个初中班;或几个大队联办,师资数量、质量一般都跟不上。课程设置上,把学毛著、阶级教育列为主题。师生每天到校第一件事是做“四个首先”,第一节课是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天天早请示、中汇报、晚对照,即毛主席怎么讲的、我怎么想的、怎么做的?阶级斗争课,请贫下中农讲社史、村史、家史。组织学生访贫问苦,开忆苦会,吃忆苦饭,以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经常开展革命大批判、上批“叛徒、内奸、工贼”国家主席刘少奇,下批地方上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文化课为了防止“三脱离”(指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小学初中课程内容缩减,重新改编。闲时多学,忙时少学,让学生回家参加劳动。小学算术课、初中数学课增加珠算和会计知识;初中理、化、生物课改编为工农业基础知识课,如何长水稻、种棉花、学开拖拉机、修理柴油机;语文写作课让学生写三史、写讲用稿和大批判稿;体育课请退伍军人、大队民兵营长教学生跌、打、滚、翻、冲锋、卧倒;音乐课学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初中不设外语课,这是受辽宁铁岭地区造反头子张铁生流毒影响,“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有个别人甚至更无知地说:“学什么知识课?还是学长水稻、种棉花最重要。不会长水稻、种棉花,看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数理化能当饱吗?”贫下中农登讲坛,我记得很清楚,季舍大队唐南生产队队长、老贫农徐学根说:“我们肚里一点墨水都没有,叫我们上讲坛,把我们尊起来,不是活像叫老太爷翻跟头,拿我们穷开心吗?把我们抬起来夯啊!”

  “文革”这一段时间,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胡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真是耽误了一代人,文化毁坏、知识贬值,让人痛心疾首。但我们教师中的大多数同志还是有良心的,尽管学制缩短,课程削减,还是暗抗着上边,让学生多学一点知识。甚至有些学校的领导“胆大妄为”地设了两套课程表,一套应付上边检查,一套还是教“封资修”的。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最让我心中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农民感情的朴素。他们心中还是老传统,天地君亲师。老师拿工分评等级,他们都把老师等次评得高些,他们说:“老师工分高些是应该的。我们干的活,他们做得了;他们干的活,我们做不了。”星期天、夏季大忙下队劳动,挖泥、挑担子这些重活都不让老师干。每逢到生产队支粮、支草,有许多学生家长常常帮老师挑到家门。学校房子坏了,大队一号召,马上这个生产队送草、那个生产队送土脚(土坯),很快就把学校修缮好了。

  “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距今已有30多年了。现在回忆那段往事,简直是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梦!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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