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24日，突出其来的遭遇战结束后，那些藏在稻田里没有来得及走远的鲁艺学生都被俘了。在北秦庄的打谷场上，被俘的师生被反绑着双手站在那里，一共62人，打谷场的边上架着三挺重机枪，两侧是明晃晃的刺刀，日伪军不时用刺刀割断绳索，从中挑出一人去一边问话。平日里演戏的场面，一下子成了真实的情景，气氛很紧张，却没有人害怕，都是才十几岁的孩子。近50岁的戏剧系教授邵惟先生也被俘了，他面色从容，低头深思着。

七月天的中午时分，异常炎热，师生们被押送往盐城方向，一路都是步行。经历了这么多天的转移奔波，再加上遭遇战的紧张残酷，每个人都很疲惫。半途中，一个头部受伤的学生倒了下去，被扔在路旁，建湖籍学生沈加志、田田等用在乡民家休息的机会，躲在床下得以逃脱，途中一共逃脱了五个。要落山时，师生们走到小阜庄，在小阜庄住了下来。男女分开，分别关在两幢房子里，夜间每换一次岗都要清点人数，吃喝拉撒全在屋子里，如牲畜般的看守方式，师生们无法入睡。

第二天，女同学在监视下为大家做了一盆米饭，吃饭时，大家的手被松绑，没有碗筷就用双手捧着米饭吃。分饭的女同学王柏生把盛得满满的饭倒在同学手中，大家用眼神传递着感情，互相鼓励着。饭后，师生们双手继续被反绑押上一只汽艇牵引的木船，男生被关进舱底，女的留在舱面上，由日军看守，开往盐城。往汽艇上押解时，邵惟教授受不了侮辱，跳河自杀，后被敌人捞了上来。七月的天气，炎热如火。几十个人挤在黑洞洞的舱底下，如同在蒸笼之中，有学生发现一把芭蕉扇，小声又兴奋的告诉邵教授，邵教授示意学生用嘴给他松绑，松绑了双手的邵教授为大家揺扇子，空气有了小小的流动，大家的情绪也缓和了许多。

到盐城后，所有被俘人员集中在一个院子里，一个讲生硬中国话的日本军官让男女同学站成排，每人发一张纸，填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年龄、文化程度等，又说了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要大家迷途知返之类的话。随后给大家发了一包纸裹着的米饭和咸鱼，谈了日军如何优待战俘，说这些东西日本兵也吃不到的。而邵教授被作为要犯，单独被送到上海，关押在汪精卫特务机关的76号监狱，后经他爱人和地下党的努力，1941年9月出狱，出狱后回到新四军军部工作，1942年3月与莫朴、何士德、孟波一起去了延安。

可能因为他们是学生，是文化人，对他们的处理是留下来使用。当时有南通感训班、内河航运公司、盐城伪县政府、盐城特务机关等几个地方，供学生们自由选择，每个人都选择了适合自己逃脱的单位，一半人留在了盐城，一半人押往南通，大家私下里商量的多是逃走的事情。施吾山和另一位同学利在午睡的时候泅水逃离了。

伪机关的人员多半是无业或失业的小知识分子，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对新四军有一种神秘感的好奇心，私下里经常向鲁艺学生打听关于新四军的新闻，音乐系的赵彬教这些小职员唱抗日歌曲，《八百壮士》、《黄水谣》等，伪机关人员也会给学生们一些帮助，因为他们的影响，有的伪机关人员竟动了回家的念头。

押往南通的30多人，被送进感化院里受训，感化院叫明德义塾，进行政治洗脑，上日语课，教古书，前后折腾了五个多月时间，除了知道他们是鲁艺学生之外，一无所获，只得让各人与家庭联系，交保释放，有20多人通过铺保的方式获释。铺保就是由殷实的商店出面具结，表示愿意担保。其中的石流、柳爽、左林、欧浦、邢莹、赵衡、汪用、张修等学生，未和家庭联系取保，他们中有的用的是化名，因以前参加过革命活动，说出了真实姓名或是家庭情况会给敌人找到实据。没有被保释的几个学生，男生被分在江北公司做工，江北公司是日军一家收购棉花的公司，女生分去养兔子，他们可以相互之间串门，1942年春节，在保出去的同学赵定和南通地下党的帮助下，八个人逃了出来。

众多的学生中，肖山与南茜的逃脱细节更像电影中的情节，也许电影中的情节就来自于这样的真实经历。

驻伍佑镇的伪军第33师政工队的学生肖山，用的是装病的方法，他刺破牙床，当着伪军的面大口咯血，自称肺病复发，监视肖山的伪军徐某原是一失业店员，很同情肖山，在徐某向上请求获得批准后，并在徐某的陪伴下，肖山得以去伍佑镇找老中医看病，肖山大胆地告诉素不相识的老中医实情，希望得到帮助，老中医在处方上写下“三期肺痨，宜速医治”。在善良的徐某和老中医的帮助下，肖山被释放了。

进盐城特务机关的学生兰茜，在特务机关的具体工作就是帮助填写良民证。与她同时去的女生中，有两个女生利用填良民证的机会给自己填了良民证逃脱了。在盐城特务机关时间久了，有两位年轻的伪警卫竟然问她们，带枪投新四军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后来日军发现她们对盐城过于了解，担心她们逃跑，把他们带到泰州，进泰州特务机关工作。兰茜等几个女生以绝食的方式抗议，坚持要读书，绝食坚持了三天，绝食期间，好心的中国勤杂员每天从窗口递饼给她们吃。在争取下，日军决定送她们去南京妇女训练班学习，想让她们成为为日军服务的人。三个女生在日本特务机关长和警卫的带领下，坐火车去南京。那时，去南京要经过扬州、镇江、上海。火车到上海时已经是午夜了，机关长找了六辆黄包车，三个学生一人一辆，机关长和警卫们一人一辆。一个叫马良的学生跟车夫耳语了几句，车过外白渡桥时，三个好心的黄包车夫改变方向，拉着她们往租界方向一路飞奔，逃离了日本人的视线，最后她们表示感谢时，车夫们只说了一句话，都是中国人。

被俘的学生中，后来只有两个女生留在了伪军工作，其余均逃脱出来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都因为这段本来就很屈辱的经历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定性为叛徒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