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到建湖，全县干部群众欢欣鼓舞，人心振奋。1979年2月22日至3月2日，县委县革委召开四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大会，全面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者时任草堰公社（现上冈镇草堰口社区）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以支农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那次会议，并作为公社秘书的助手，协助做好会议期间的材料报送工作。

一、     会议概况

会议出席对象为县委委员，县革委委员，各部、委、办、局和各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公社、镇党委书记、片长、秘书，社直主要支农单位负责人，大队（街道）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共计4300多人。这是建湖历史上第二次开到生产队长的大规模会议（第一次是1960年12月23日至1961年1月23日学习贯彻农村《六十条》的大会）。会议共设大会堂、人民剧场、影剧院、建湖饭店等7个会场，县直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部分职工听取了会议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全县各地干部群众收听了总结大会实况广播。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徐植等3人自始至终参加和指导了会议。会议期间，还专门向市委作出4次汇报。会议结束以后，下发了县委宣传部编印的传达提纲，并组织宣讲团层层宣讲，受教育达50万人次。

会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是：以学习三中全会公报为纲，以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为中心思想，统一高速度发展农业的认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弄懂政策，落实任务，明确措施，表扬奖励先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树列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政治责任感、任务光荣感和时间紧迫感，千方百计使当年农业生产有个更大更全面的丰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四干会”之前，召开了有县委委员、县革委委员、行政19级以上党员干部，县部、委、办、局和各公社、镇主要负责同志及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近600人参加的预备会议，培训骨干，并层层明确了会外抓生产的一条线人员，为开好“四干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四干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2月22日至24日，传达学习三中全会公报、中央三个农业文件和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22日上午大会，由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丁国山主持，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代平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书记、革委会主任李培亮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讨论。第二阶段，从25日到3月1日上午，认真总结二十年来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讨论落实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和措施。25日上午第2次大会，由革委会副主任刘志高主持，李培亮作工作报告。27日上午第3次大会，由革委会副主任胥岚主持，12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和典型介绍，其余时间分组讨论。第三阶段，从3月1日下午到3月2日，层层评选先进，开展竞赛。2日下午第4次大会，李培亮主持，对671个先进集体进行表彰奖励，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陈金鹏宣读与盐城县开展农业生产竞赛的倡议书，丁国山作会议总结，市委副书记、副专员徐植讲话。整个会议讨论的时间较为充裕，同时结合学习党中央关于农业的三个文件及报刊的重要文章。当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每天还接到上级下发的“战报”，一并传达。

会议共发了21期简报，每天两期以上。草堰公社简报材料的组织和上报由我负责。简报录用草堰公社的稿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篇。一篇是我起草的草堰公社优胜大队（后改为堰河大队，现为堰洪村）书记朱德忠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大意是：战争年代很多先烈在我们家乡献出了生命，我们在革命先烈战斗过的地方工作，几十年过去了，群众还没过上好日子，现在华主席、党中央发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号召，如果我们再不抓住今天的好机会，把生产搞上去，就对不起革命先烈，对不起人民群众。草堰公社参加会议的人员住在建湖浴室（现在的金地步行街南侧），吃饭都是围在地上。当天晚上高音喇叭广播朱德忠的发言，被草堰公社正在吃晚饭的会议人员听到，列即引起了议论，很多人心有同感，溢于言表。另一篇是反映草堰公社堰东大队阶级斗争扩大化表现的稿件，由于反映的问题比较敏感，大会简报组在用稿上产生了不同意见。他们正在争论之时，分管秘书处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丁国山来到简报组，当即批评秘书们思想不解放，结果这篇稿件被用在当期简报上。在会议的第三阶段，各公社都向大会报送全年奋斗指标和口号，全部在简报刊登。

二、会议的主要成果

1、统一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认识。李培亮书记的动员报告，开宗明义就讲：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央文件，深刻领会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搞清楚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意义，解决如何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适应这个战略转移的问题。工作中心该不该转、要不要转、如何转贯穿会议全程。参会人员共同反映，像这样顺人心、合民意的大会，十几年来没开过了。大家一致认为，要使工作中心转得快、转得好、转得彻底，首先要从思想上转起。重点是通过学习中央文件，解决怕“变”的思想；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解决怕“右”的思想，通过划清是非界限，解决怕“乱”的思想。徐植同志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也重点剖析了基层干部中对转换中心思想上存在的怕乱、怕变、怕错、怕卡的问题。参加会议人员记得最清楚的内容就是把全党过去长期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2、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冤假错案。会议在宣传落实党中央有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基础上，宣布了经县委常委讨论研究形成的相关决定：第一，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县委负责同志1976年3月4日在公社、镇党委书记、工作队负责人会议上关于《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讲话，5月31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推进四夏工作”现场会上的报告，以及在这一期间县委发出的文件、负责同志讲话和其它材料中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提法，是错误的，全部予以撤销。贯彻这些文件、讲话、报告和材料的组织和个人是没有错误的，责任由县委承担。第二，关于追究所谓“总理遗言”和“政治谣言”的问题。本县1976年排查当年3月29日至4月2日党员在南京的活动情况，这一做法是错误的。上冈镇马以明同志因传播天安门事件的小道消息，受到巡回批判的处分，已经予以撤销，恢复名誉。在追查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材料，全部予以销毁。各级党组织和公安保卫部门当时所谓追查“总理遗言”和“政治谣言”，是按照县委部署进行的，是没有责任的。第三，关于清队、整党、“一打三反”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各级党组织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纠正“三案”的工作量还很大，必须继续抓紧，并认真处理好善后工作。有些已经平反纠正的案件，如果有不彻底的地方，应当及时解决。全县力求在夏季大忙之前做好冤假错案件的复查纠正工作。第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下，有些同志错误地受到“罢官”、“开除党籍”等处分，应当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在组织群众批判时，或在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散发的传单中，无中生有地把大批干部、党员甚至普通群众说成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黑手”、“黑后台”、“黑高参”等等，县委宣布一律无效，给这些同志恢复名誉。大会上，还再次通报了1978年11月份为陈金鹏、刘志高、张学纯、陈润之、徐昌宜、韩列猛、邱冠亚、叶长裕等8同志召开平反大会和为胡元康同志召开追悼大会的情况。第五，关于解决清查“5.16”平反工作中的遗留问题。“5.16”完全是一个假案，对原来所说的“扩大化”错误提法予以撤销。对在清查“5.16”中受审查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第六，关于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遵照中央1978年55 号文件精神，全县右派分子已于1977年全部摘掉帽子，安置和改正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当时还有一些同志被划为“中右”或内定为“中右”的，也应予以纠正（现场宣布错划右派的第一批改正名单）。第七，关于1959年反右倾问题。有些同志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是错误的。1962年曾对这些同志甄别平反，但有些纠错不彻底。凡1959年“反右倾”中，或因上述原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或定为“严重右倾”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凡1962年平反结论留有尾巴的，由原党组织给予彻底平反。第八，关于各地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事件的问题。比如，对于“改造政治落后队”等历次运动在农村基层干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县委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复查复议，实事求是地有步骤地妥善处理，落实党的政策。第九，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各级党组织要有步骤地抓紧做好对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评审和摘帽工作，落实好对其本人和家属子女的政策。对新定成分的地、富子女，也以县革会的名义，在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街道范围内张榜公布。此外，县委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1969年冬到1970年春城镇下放人员（包括工人和城市居民）、1961年至1965年精简下放职工和城镇人口、1961年到1965年精简下放的中专毕业生和停办学校的大专肄业生、1960年冬1970年春三千人口以下小集镇的城镇定量户口就地转农人员、1969年底至1971年的商业改革等遗留问题的安排处理，也作出了明确部署，提出了严格要求。

3、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农村干部群众积极性。第一，切实保障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会议明确，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和侵犯，决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瞎指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我们目前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的“穷过渡”。第二，坚持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强定额管理。会议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要继续搞好“一年早知道”和“双基本”，加强定额管理，按照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对社员派到社队企业做工的，会议既要求劳动报酬应和农业同等劳力大体相等，实行回队分配，同时也要求那些社员收入较高的社队，可以实行工资制。这就突破了较长时期以来社队企业务工人员必须回队拿工分的框子，保护了社队企业职工的积极性。第三，坚持贯彻勤俭办社方针，实现增产增收。会议要求实行经济核算，实行费用定额，加强物资管理。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和非生产性用工，反对铺张浪费。要实行民主理财，民主理粮，把清账目、清物资、清现金、清工分作为所有核算单位（包括社队企业）的一项经常制度，依靠群众，每月小清一次，每年结合夏、秋季分配大清两次。第四，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保证分配兑现。要按政策安排好群众口粮，留足种子、饲料粮，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收入分配上，会议明确要求合理确定扣留和分配的比例，在留足生产基金，按规定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以后，其余的可以分给社员，不要怕社员富了，不要忌讳一个“钱”字。李培亮在动员报告中明确，粮棉油猪的征购、定购一定要合理安排，粮食要完整地贯彻执行“三定”政策，统购任务按照1971年“三定”指标不变，使全县各社队有了底数。第五，保护和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会议指出，广大基层干部常年累月和农民在一起，战天斗地，任劳任怨，对农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必须合情合理地搞好干部补贴和奖励。大队实行定额补贴的主要干部，定工生产加定额补贴工分合计的收入，要稍高于当地同等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要关心和支持基层干部工作，保持基层干部队伍稳定，多换思想少换人。第六，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活跃农村集市贸易。会议强调，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决不允许当作资本主义经济去批判和取缔。有些地方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比较大的，应采取积极的办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而不应该采取消极限制甚至取消的办法。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4、鼓励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改革开始启动。会议强调，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在农村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前提下照顾农民的物质利益，坚持按劳分配，实行定额管理，建列奖赔责任制，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同时发展家庭副业，搞好集市贸易等等，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因而都是正确的。会议还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了较为深刻的解读，李培亮在动员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辨是非，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只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就是，非就非，决不能以本本上有没有为标准，不能以什么人说过为标准，也不能以是否受到过批判为标准。经过实践检验以后，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就是正确的，就要敢于支持，放手大干。对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不仅仅是引导鼓励，而且提出了明确要求，有些还作出了规定。会议的动员阶段，提出不要怕一部分人经济上冒尖，要允许冒尖，承认冒尖，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让这部分社员和社队先富起来。要促使干部和社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建列和健全生产责任制。这些理念在当时对全县基层干部是有震撼力的。到了会议的第二阶段，要求继续搞好“一年早知道”和“双基本”，建列健全生产责任制，对农、林、牧、副、渔、工各业，都要建列小组的或个人的岗位责任制，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惩的制度。对粮棉油生产，如果生产队的规模大，作业组的土地、劳力较多，骨干较强，群众有要求的，又具备进行独列生产活动条件的，在生产队“五统一”的前提下，也可以实行联系产量的“五定”奖赔责任制。会议简报也对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了专题反映。会议第三阶段的总结部署中，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可以说，会议上这一系列解放思想和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要求，给了全县各级干部耳目一新之感，有些则是基层干部多年来所想所盼而一直不敢说的。会议过后，各级干部找回了生产责任制的概念，改革思维开始萌动。有了这次会议的思想基础，后来建湖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才能够加快速度，各项改革才能够迅速展开。

5、理清了农业发展思路，经济社会发展迈开新步。会议认真总结了公社化以来，全县农业发展的正反经验，号召全县上下迅速而顺利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坚决夺取农业更大更全面的丰收。会议提出了“五超”“两降”的奋斗目标，五超是：粮食增产超1亿斤，棉花增产超三成，油料、生猪超《纲要》，社员人平纯收入超百元；两降是：农本下降到35%，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2‰以内。此外，还提出了社队工副业产值突破1亿元，其中社队工业产值比上年翻一番，副业总收入比上年增长50%的指标。会议不仅提出了新的一年农业发展的指标，而且提出了7条实施意见，突出的是普及杂交稻，面积达50万亩以上；扩大棉花育苗移栽，面积不少于40%；大搞有机肥料建设，草泥塘、堆肥、人造精肥一起上；大搞“三田”建设，提高抗涝防旱能力；坚持农副工结合，坚决把社队工业和多种经营搞上去，这些都是富有建湖特色的战略性发展措施。会议在突出农业重点的同时，对工交、财贸等其它战线的工作，也作出了部署，提出了要求。为保证以农业为重点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会议非常注重解放思想，鼓舞斗志，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参会人员讨论，从思想认识到工作措施形成共识。到了会议的第三阶段，表彰先进，组织竞赛。会议通过的建湖县与盐城县继续开展农业生产建设友谊竞赛的倡议书，把会议推向了高潮，充分激发了出席会议人员的斗志和热情。

三、会议的后续效应

建湖县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四级干部会议，是建湖历史上一次转折性的会议。会议不仅对当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一直发挥着强大而又持久的后续效应。

1、结束“运动”和“斗争”，政治生态根本改善。会议以后，全县列即行动，通过各种形式，为1139名地富分子摘掉帽子，为12317名地富子女重新评定了成分。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很快结束了揭批查运动。抓紧抓好人的政策的落实，冤假错案复查纠正工作进展顺利，先后为648人解决了1354件历史遗留问题，一大批人被撤销了加诸其身的污蔑不实之词，在政治上抬了头、直起腰，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会议过后，实现了工作重点的真正转移，全县再也不用去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再也没有地富分子和地富子女，再也没有右派分子，人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打棍子、扣帽子。民主和法治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依托，社会治理走上了规范化轨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新回到了党内和各级领导班子内部，党员和干部可以在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环境中工作，从实际出发的作风重新回到了干部队伍之中，全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生动政治局面，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局面。

2、发展的硬道理深入人心，扭住经济建设中心坚定不移。“四干会”后，全县各级干部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不是该不该转、要不要转的问题，而是如何转、怎么转的问题。出席会议人员向群众贯彻会议精神的时候，往往一个字概括，就是“干”，也有人戏说为方言“揪”。会议以后，全县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79年当年，全县粮食总产90350万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8年增产13680万斤，增幅达17.8%，亩产1300斤，增加200斤，增幅达18.2%，棉花亩产超历史，农民人均收入超出100元，增长30%以上。工交、财贸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当年12月2日至6日，县委召开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对转移工作中心开展讨论，提高对转移工作中心和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思想进一步解放，方向进一步明确，发展经济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会议已不只是单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而是研究全方位发展经济问题。会议讨论了全县农业、工业、副业和财贸的调整、发展规划。会议的分组讨论也扩大到了县直工厂厂长、公司经理以上干部。从1980年向后，建湖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农业以推广杂交水稻为龙头，生产水平突破性提高。1979年和1984年，全省先后两次在建湖召开杂交水稻生产现场会，建湖先后接待1万多人次的参观学习，当年杂交水稻亩产达565.4公斤，为水稻亩产一季稳定在千斤以上提供了经验。1986年副县长、高级农艺师黄务涛在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演讲。以社队工业为带头，全县工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森达的皮鞋工业就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后来逐步又形成了农药、化工、花炮、建材、机械等特色工业，县农药厂研制的粉锈灵、敌枯霜、多效唑等产品，走到了全国前边，八十年代末期县农药厂创税达全县三分之一。更为突出的是民营经济开始膨化，个体工商户增加迅速，全县经济走上了多元发展的道路。

3、农业生产责任制破冰前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四干会”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到最基层，有力推动了全县农村改革进程。会议期间，尽管县委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上的态度还比较谨慎，但会议上传出的改革讯息对全县农民的鼓舞是巨大的。“四干会”的当年，就有大量的大队、生产队把农业项目包到组，工、副业项目包到劳，就有生产队大胆实行包产到组，以组核算。据1980年8月23日召开的全县农村责任制专题会议上的统计，棉花由联产到组向联产到劳、到户发展，工、副业由“几定奖赔”向全奖全赔、大包干方式发展，3340个生产队中，粮食联产到组的已达1922个队。此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迅速向家庭联产承包靠近。到了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就成了农村改革的主流，首先是草堰公社堰东大队的5队、6队，冈东公社（现上冈镇的冈东社区）运东大队的3队，颜单公社走虹大队的6队、7队等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冈西公社（现冈西镇）丁渡大队率先实行12个队全部分田到户。1982年全县全面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干会”启动的改革思维不仅在农村产生了强大影响，也推动着其它战线的改革。八十年初期，工业企业开始“一包三改”，此后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转制，此后扩大到流通、建筑等企业。1984年，钟庄乡（现钟庄街道）推行教育“三制”，率先进行学校管理改革，《光明日报》刊载《江苏省建湖县钟庄乡全面改革学校管理制度》文章，在全国教育系统引起反响。改革也催动着全县开放的脚步，1979年全县外贸收购1613万元，1981年实现3376万元，二年翻了一番以上，1996年自营出口达2078万美元，2008年上升到13500万美元。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1028万美元，2008年上升到6687万美元。劳务输出、境外投资等外经业从无到有，不断扩大，2008年多达16335万美元，“三外”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这一切，在建湖来说，都是从1979年春天的这次“四干会”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