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群英中学位于今建沏县颜单镇楼夏庄，是前盐城县一所历史悠久的正规中学。从1925年创建到1942年停办，历时17年，其中夏嵩在该校主持校政11年。

群英中学的首任校长是夏嵩（字逸凫，亦曾用“逸桴”），他是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江苏省议员，民国初年亦做过盐城县教育款产经理处主任（相当于现时的教育局长）。他的祖辈亦曾做过大官，在地方上颇有威望。早在清宣统二年，他就与乔炳（清末秀才）在楼夏庄创办私立开明高等小学，民国六年改为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十二年改为县立第四小学，十七年改县立楼村实验小学，名闻全县。当时盐城地方绅士有所谓“中央党”和“西南党”两个派系，两个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相互竞争。夏嵩是“中央党”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看到“西南党”人创办亭湖中学，就与乔炳商量创办了群英中学，以此作为培养人才，扩大声势的基础。这种竞争，虽各有目的不同，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继之于后，景鲁和对化两所初中也创办起来了。

夏嵩为人精明能干，对工、农、牧和建筑业都懂一点，砌房子需要多少根椽子，多少块瓦，他都能精确地计算出来。群英中学的校舍就是他仿照省议院的式样设计的。学校有三幢教学楼，四百亩地的校园。其中操场占地四十亩，足球场占地十八亩，学产柴田一百八十亩，还有花园、草地等。图书馆、阅览室的面积也很大，藏书就有万余册。学校基金除学产田外，另有一个基金委员会，由地方士绅、知名人士和捐献基金的富商巨贾组成董事会，初开始名誉董事长是马玉仁，董事长是夏嵩。资金由董事出股募集，夏嵩本人除自献良田百亩外，还主动出面献出夏氏祠产。楼冈市（学校所在地当时属市）境内的许多座庵堂庙宇亦纷纷献出稻麦田和柴草田作学田，连淮扬镇守使马玉仁也曾献出银币一千块，加上省教育厅的补贴，学校资金比较充裕，师生生活用房齐备，理化仪器基本适应教学需要。

学校初为单轨制，三个年级有学生百余人。—年后，生数大增，阜宁、涟水，滨海等地均有不少学生慕名前来报考，生数增至二百多人。1927年改为双轨制。1935年发展成三轨，有学生五百余人。群英中学虽是私立中学，但属于省教育厅备案，不归地方管。聘请教员大都为国立大学或专科毕业，在教育界有一定声望。因而，在当时盐城的几所中学中，规模要算佼佼者。

1936年，也是夏嵩主持校政的最后一年，我到群英中学任教时，学校校长是夏嵩的侄子代理，此人是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思想保守，因我与他是同学，所以，他就请我到群英执教，月薪八十块，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待遇。因六块钱就能买一担米的市价，数十元月薪的老师们，教学热情都很高。学校里文史地、数理化、外语、美术、体育等课程设置齐全，学生有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夏嵩曾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叫“平均发展”，所以，学校对音、体、美等课程也很重视。教学中，学校要求学生写作文笔笔端正，一丝不苟，要求教师改作业一律用红水，清新醒目。学生请假必须准时到校，过一天也不行，违反就要面壁思过（罚站）。

由于教学管理抓得较紧，所以学校的声名远扬。三六年省督学王德玺等五人先后来校特殊视察两次，听了国文、数学、化学三门课程的课堂教学，抽阅了学生作业，抽考了部分学生的作文和数学，他们认为学生学得好，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学校办学成绩超过省立中学，因而报省教育厅嘉奖，送给群英一块“办学蜚声”的嘉奖匾，并考虑增设高中。这样一来，学校的名气更大了，来求学的学生日益增多，其兴隆气象为学校开办以来所未有过。这时，身为学校副董事长的乔某看得眼红，为了猎取名利，就到省教育厅告状，说夏嵩家天下，学校经费不公开，挪用办学经费，中饱私囊，办机米厂，砌的房子不亚于群英中学的校舍，董事会形同虚设……。除此，乔某又活动了厅内的一些熟人和当权者，就这样，省教育厅于1937年把夏嵩侄子的代理校长职务免了，让乔某的大儿子、浙江工学院毕业的乔守维当上了校长。乔守维上任后，把凡是与夏氏有关的教师一律辞退，把我则留了下来。我当时在地方上曾领头斗倒湖垛恶霸小江三，有些名声，加上学生也拥护我，所以乔守维不好辞退，只好心存戒意。

1938年，李寄农、宋鸿才，树海、还寄萍等人到群英中学找我联系搞抗日救亡。宋鸿才是大革命时期地下党员，他们要我动员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改变学校里死读书的沉闷气氛。当时，学校里顽固势力强大，读书救国的谬论甚嚣尘上，学校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不让搞抗日救亡。针对这一情况，我就利用讲课的机会，把抗日救亡道理传授给学生，同时引导进步学生与树海等人接触，就这样一步步把抗日救亡的火种传播开来。后来树海红了，树家桥被称为“红色堡垒”，为了防止反动派迫害，地下党组织把树海转移去苏中，胡扬、还寄萍、宋鸿才留在湖垛，躲在我家里。经过商讨，拟办一个《救亡日报》，让我到群英中学去刊印发行。因此，我就找了季龙、王大林、朱耀南、吴长裕（树岚）、孙清、王立均、王立章等进步学生进行分工，分别负责组稿、刻印、发行。第一期的中心内容是宣传“文章要入伍，文章要下乡”。在进行过程中，由于学生没有经验，此事让一个外语教师知道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就叫学生暂时停一停。过了几天，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盐城县党部送来了肃反专员的一份密令，要楼夏庄派出所严查。派出所里有人与我熟悉，就告诉我说县党部已开始追查了，叫我不要锋芒毕露。后来，我把情况告诉了李寄农、还寄萍等人，办报的事也就这样停了。这次办报活动虽未成功，但也锻炼了一部分学生。

这一事件后，我的面目逐步红了，一些进步学生如王大林、朱耀南、朱静等经常活动在我的周围，这样就更引起了反动派的注目。顽十一区区长陶峄山的儿子公开写出揭帖，说孙XX是大土匪、大共产党、大头香（帮会头目）。从此全校轰动，人人都说，孙老三这下没得过身。这时乔炳、夏嵩也慌了手脚，因为闹学潮是不好玩的，何况又牵涉到共产党呢。后来陶峄山不得不表态说“达伍先生不是共产党”，还把儿子捆起来打了一顿，才平息了风波。学潮过后，坏事引出好的结果，我在学生中的威信更高了。

1939年春，李寄农、胡扬、树海等人要到三路二团陈文部队去办青干班，陈文部队有一千多支枪，是支抗日队伍。陈文授权李寄农让他扩展青干班，李寄农先从农职中教师唐小什那里招了一些学生，后又到群英中学找我，我就动员22个学生去青于班，其中有王大林等人，后来他们在出发之前出了问题。校方见王大林活动频繁，视为不轨，要开除他，我知道后坚决反对，并以辞职相要挟，我说王大林出身地主家庭，不会是共产党，可是乔炳一定要开除王大林。最后还是乔守维出面打圆场，他提出让王大林转到时化中学去。王大林毅然离开群英中学，并和其他学生约好去高邮湖西的时间，后来一起去了陈文部队。

走掉一批学生后，学校再也控制不住学生了。有个姓夏的国文教师，头脑顽固，整天让学生读“四书、五经”，学生们找我商量后，一合计把这个老顽固斗了一顿，逼得他只好找乔炳辞职。学生会还发动学生和校方辩论，提出要读救亡书刊，要看上海《译报》，要知道新四军抗日事迹，要唱救亡歌曲。一天，几十个学生到校长室，他一言，你一语，把乔守维弄得六神无主，后来乔只好请我出面处理。经过斗争，校方对学生提出的几个合理要求全部接受，并根据学生会的意见，决定由我负责校务。我负责校务工作后，就利用职权之便，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历史课着重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国文课选教了岳武穆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抗日救亡的论文及文艺报道，学校还订了一些进步报刊，办起了抗战展览室，选唱了抗日歌曲，组织了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演讲会。不久，树海回来了，他见了后，说这样搞得好，并建议最好把教师也发动起来。但由于少数教师很顽固，所以，主要活动仍然靠学生。

1940年秋的一天，李寄农找到我，要我挑选一些进步可靠的学生去张贴欢迎八路军南下和抗日等传单、标语。我找了十几个学生，一夜之间把李寄农带来的传单和标语张贴到湖垛的大街小巷。第二天街上议论纷纷，说八路军来了，驻湖垛一个营的顽军一见势头不妙，吓得全部撤往西荡。接着，我就与李寄农一起在湖垛搞统战工作，稳定商人和士绅，动员商会会长李逸清出面组织欢迎大军，维持市面秩序，要求各商店都要张灯结彩、挂红布，李逸清一应照办，先后准备了五六天，八路军到湖垛时，秩序井然，市容一新，欢迎气氛很浓。

建政后，群英中学复校，组织上委任我做群英中学校长，总管校务。1941年夏，我校一百多人参加了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芦沟寺举办的夏令营活动。1942年秋，战斗频繁，情况紧张，组织上又委任我担任建阳县第九区区长，群英中学也就此而停办了，后来有不少学生参加了战斗行列，奔赴抗日第一线。

群英中学虽已停办，但学友遍及海内外。在台的夏期岳、陈家权、祁和熙、张官箴、李尉（现名李尉熏）等老校友，以及当年的美术教师周建侯（退休前任台南师专副教授），过去每年都到台北晤面一次，追忆母校。最近，还见到在台的第五届毕业生杨晓村，以《乡土情怀忆群英》为题，撰文怀念母校。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