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是建阳县（今建湖县，后同）诞生的地方；

　　这里，曾是全县政治、军事中心；

　　这里，曾是全县建国前入党人数最多的村子；

　　这里，曾经有一座古老的建筑，1875年建的王氏宗祠，是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办公地。

　　这个村庄的名字叫——老王庄。

　　老王庄，位于高作镇长北村境内（原老庄、后庄、东庄合称为老王庄）。抗战时期，这里的人民群众与新四军休戚与共，并肩战斗，打鬼子、斗敌顽，捉汉奸、除匪患、分田地、减租息，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抗战之歌。　　

前赴后继的父子交通员

　　1938年，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大部队开进高作一带。1941-1944年，新诞生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驻扎在老王庄，王氏宗祠从此成了新政权领导全县人民抗敌斗争的政治、军事中心。老王庄大多数人家住着新四军、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当时前后几任县委书记、县长，如金韬、唐君照、贺志芳（何封）、树海、王大林等人与当地老百姓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在那烽火岁月里，这里流传着一个个地方百姓支持新四军、新政权抗日寇、斗敌顽的故事。

　　新四军、民运队驻扎到老王庄之后，新的民主政权每天都有更多的指示、文件、信函送往盐城及全县各区地下党手中，当地群众义务承担了指示、文件、信函的传递任务，老王庄及周边大批中青年成了共产党、新四军的交通员。今年84岁的王学尊老人，就是当年交通员中的一个。

　　1930年出生的王学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家中有姐弟7人，他排行老三（长子）。父亲王立铭是1937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以做豆腐生意作掩护，给新四军送情报。1941年临近春节的一天，他为新四军送情报给东乔庄地下党，回来的路上走到陈家堡（现陈堡村），被伪军侦探捉住，押送到湖垛，遭受严刑拷打。敌伪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同时要他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单，王立铭坚决不说，始终说自己只是一个卖豆腐的生意人，结果被敌人关了好几天。他坚贞不屈，始终保守新四军秘密。后来，经当时担任韩德勤伪政府建湖镇镇长的亲属李某某担保，才被释放（李丝毫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王立铭遍体鳞伤，疼痛难忍，回到家里不到20天就去世了，年仅39岁。新四军专门为王立铭举行了葬礼。当时，王学尊最小的妹妹还在母亲腹中未出世，王学尊仅11岁，还不完全懂事。

　　从此，母亲王朱氏领着孩子艰难度日。她告诉王学尊姐弟：“你爷（父亲）是为打日本而死的。”年幼的王学尊心中，深深埋下了对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恨。

　　母亲常对几个子女说：“我们一定要支持新四军，赶走日本鬼子，打败伪军，否则，我们穷人就没有安宁之日。”于是，他家放弃了豆腐生意，一心一意为新四军服务。王学尊的妈妈和姐姐帮新四军做军鞋、洗衣被、搞后勤、烧火做饭，样样都干。他的弟弟王学培亦在村里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一见可疑的人就向新四军和干部报告。他们一家待新四军如亲人。当年，县委书记金韬、徐婉珍夫妇就住在他们家里，徐婉珍拜王学尊的母亲为干妈妈。徐婉珍怀孕，王学尊的母亲待她如同亲闺女。1942年，13岁的王学尊在母亲的熏陶下，子承父业，也担任了新四军的交通员。如今王学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交通站设在老王庄王立洋（3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家里，交通站长由王立洋担任，交通站成员大多都是老王庄、陆陈庄、蒋王庄本地青年和熟悉情况的人。其中王学尊是年龄最小的交通员，还有王立高、王学会、王学忠、王观元、王学成等众多青年人。他们分别承担建湖境内各区、乡和盐城方向不同线路的情报信件、文件送达任务。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一喊就到，一叫就走，随时出发。领导考虑王学尊还年幼，就分配他跟王立高合成一组，专走左庄、东乔庄到东陈堡这一线。这是离敌占区湖垛镇最近的线路，来去都要经过湖垛镇。有一次，王立高和王学尊装扮成“父子”（实际是本家叔侄关系），送重要情报到东乔庄。由于情报非常重要，组织决定派神枪手王学会跟在后面掩护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途经夹荡港，遇到两个敌特侦探尾随。为了甩掉敌人，“二王”拼命地向北汤碾方向奔跑。敌人一边追，一边高喊：“抓住他们！”离他们不远的王学会便在后面开枪吓跑了敌人。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王学尊凭着机智勇敢，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王立铭、王学尊这一对父子交通员，在老王庄前庄后舍，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英雄遍及老王庄

　　抗战时期，特别是新成立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进驻老王庄之后，共产党为巩固新诞生的民主政权，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肃反”运动，镇压反革命叛徒、特务、汉奸、土匪。新四军发动广大群众举报，一经查实，坚决镇压。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4年初，在老王庄被处决的敌特、叛徒、汉奸、土匪达300多名。

　　敌人闻之跌胆掉魂，他们只好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向不明真相的群众宣传共产党、新四军、民运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说老王庄是“杀人庄”。因为当时杀敌、捉特英雄都是老王庄及周边一带的青年。其中有王洪章、田宗邦、王海成、王学国、姜祝山、刘捷山、王俊等数十名勇士。他们为保卫新政权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老王庄西首住着两个本家弟兄，一个叫王曰俊，一个叫王曰国，也是长北滩出名的抗敌英雄。1937年参加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弟兄俩同时入伍，同年（1941年）入党。他们身经百战，英勇果敢，先后抓获叛徒、活捉鬼子、打死地方汉奸土匪多人，为新成立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的名字在老王庄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敌人一提到王曰俊、王曰国就心惊胆战、魂不附体。1945年夏，我军解放盐城战斗打响，王曰俊当时正患病休养，领导未安排他到前线。得知情况后，王曰俊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战斗，并写下请战书，领导再三劝说无效，只好同意他回队参加战斗。他与王曰国分在一个连。11月初，我军首先解放了伍佑，立即围攻盐城，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我军歼敌伪39师直属部队 5000余人。战斗中，王曰俊、王曰国冲锋在前，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11月8日凌晨，在猛烈的炮火中，王曰俊、王曰国和其他战友一起从盐城北门闸强攻入城。不料王曰俊被敌人一枪击中，壮烈牺牲。王曰国和其他战友手握冲锋枪再次冲锋，为死去的弟兄报仇，讨还血债。强攻过程中，王曰国再次负重伤，左胳膊被敌人打断（后被医生抢救性切除）。解放盐城后，王曰国成了老王庄有名的独臂英雄，新四军为王曰俊在老王庄举行隆重的葬礼，当时前来悼念烈士的有2000余人。

军民一家鱼水情

　　1941年前后，新区政权拥军爱民工作做得特别好，军民关系如鱼水情深。当时，新四军驻在老王庄、蒋王庄农村群众家里，每逢节日或从前线打仗归来，群众都杀猪宰羊送慰问品，慰劳亲人子弟兵。

　　1942年到1943年这段时间，建阳休养所驻扎在高作区的老王庄、蒋王庄、大西庄、吕老舍等村舍，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伤病员。这些伤病员有的在前方作战光荣负伤后被送至后方，有的因患重病而送休养所治疗。群众视他们为亲人，将床铺让给他们睡，自家睡地铺；为伤病员缝洗衣被鞋袜，做军鞋。

　　春节前，峰北乡政府乡长、指导员与农救会长、妇女主任、民兵中队长，以及开明士绅代表和各村村长，敲锣打鼓地将猪、羊、牛肉、鸡、鸭、鱼、蛋等送至休养所表示慰问。年初一的早上，凡是家中住有伤病员的房东，都向伤病员拜年，请他们吃大圆子（建湖方言，汤圆），祝福他们新春愉快，早日康复。书记县长金韬、唐君照、树海等领导同志到农家拜年，祝福新禧。乡里领导也到休养所向所领导与工作人员拜年后，再与村长一起至各户向伤病员拜年。休养所中午请乡村干部与房东户主聚餐，用大面盆子（建湖方言，脸盆）装鸡鱼肉蛋、卜页豆腐等招待大家，还请大家喝高粱酒表示答谢。

　　峰北乡农村业余剧团和村文娱队，除上午敲锣打鼓在各村场头为伤病员和群众表演荡湖船、打莲湘、挑花担、打花鼓、扭秧歌等文娱宣传节目外，下午还在蒋王庄东首广场事先搭好的舞台上演戏，请休养所干部与伤病员同志坐前排看戏，地方干部与群众坐后排。演出节目有《劝郎去参军》、《参军立功》、《打垮日寇享太平》、《毛主席是大救星》等表演唱以及《红鼻子参军》、《一刺刀》等地方淮戏。这些节(剧)目都是反映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一条心，齐心卫国保家打垮鬼子兵的故事。伤病员大都是盐阜籍的新四军三师战士，他们喜爱地方文艺，因此演出的节目深受他们的欢迎。

　　与此同时，在中共建阳县委的领导重视下，县、区、乡(镇)的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教救会相继成立。1941年秋，高作镇有120多名青年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会。

　　高作镇离湖垛只有23华里，盘踞在湖垛的日寇和伪军经常到高作“扫荡”，奸淫烧杀抢，人民恨之入骨。在恶劣的环境下，老王庄周围的青年在新四军的领导下，组成10个小组，参加模范班，武装保卫家乡，日夜轮流值班，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监视敌情。1943年3月，日寇和伪军盘踞高作镇。高作青年民兵积极配合新四军区队和乡民兵中队，采取“敌驻我扰”的方针，经常于夜间在据点外围鸣枪扰乱敌人。果馓店青年姚怀龙，借敌人拉伕到据点里做工的机会，摸清敌人兵力、火力分布情况，为新四军区队活动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日寇由于区队和民兵的打击，下乡“扫荡”时又受到阻击，只在高作盘踞了18天，就被迫撤离。

　　高作镇青救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写大标语、跳秧歌舞、唱革命歌曲，还组织青年剧团排文娱节目，演抗日戏，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特别是动员参军参战时，他们在街头化装表演，有花担子、湖船、大补缸、卖梨膏糖、表演唱、秧歌舞等文艺形式，宣传“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另外还演出《鱼水军民》、《红鼻子参军》、《张大伯送子参军》、《锄奸记》等小淮戏。通过宣传，鼓舞青年参军参战，掀起了父母送子，妻送丈夫，哥姐送弟参军的高潮。

让祠、拆祠、建祠传佳话

　　在老王庄有一座带有革命情结的古老建筑，那就是王氏宗祠。宗祠建于1875年清光绪年间，占地4亩左右，是居住在这里的王氏族人为祭奠祖先而建。宗祠建造先后花了三十年时间，凝聚王氏族人太多的心血。

　　如今70年过去了，这座打着革命印记的古老建筑，在新四军老战士王俊等众多革命老干部的倡导下得以复建，使之成为红色旅游圣地，不仅恢复了家族记忆，更重要的是恢复了民族记忆。从让祠、拆祠到建祠可以看出一个家族的民族精神。

　　1941年9月18日，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机关初设长北滩，王氏宗族族长王德辅等人主动请出祖龛，腾出祠堂供新诞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办公、开会之用。在那特殊年代，这样的举动多么难能可贵！1944年之前，建阳县委、县政府均在此办公，召开秘密会议，做出重大部署，号召和领导全县人民抗击日寇、锄奸捉特，扩充民兵、参军支前、减租减息、促进生产；整顿私塾、创办学校……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初，日伪军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抗日民主政府转移时，为坚壁清野，特与王氏族长商量将宗祠拆掉。在拆除祠堂的时刻，百姓明烛祈祷，愿新四军、共产党早日打败日本鬼子，赶走伪军，成立新中国，复建新祠堂。夜幕中王氏族人跪成一排，痛哭流涕，拆祠离家（跑反），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大家为了民族的利益，宁愿牺牲家族的利益，他们无怨无悔。新中国成立后，到了1950年，村民用拆下来的砖瓦在旧址上建了条龙小学，上世纪70年代，学校合并集中，条龙小学又被拆除，那些老砖古瓦又被搬运到村中心，用于长北小学的建设。

　　此后，王氏宗祠变成了一块荒芜之地，进而渐渐变成了一块块十边地。而王氏族人在抗日战争中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在老王庄一带已经成为了口口相传的故事，在长北村、蒋王村，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几乎都能给你讲上一大段。

　　建县70周年前后，建湖籍在京160多名老干部和旧址所在地高作镇长北村、蒋王村近200户群众联名倡议重建旧址；县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多名政协委员也提交了重建旧址的议案。年近九旬的老干部王俊多次赶赴家乡考察，多方协调指导，并亲自当顾问，组建了“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王氏宗祠）筹建委员会”，印发简报，介绍历史，激发王氏后人、新四军老战士主动捐款，使得重建工作顺利进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建，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与王氏宗祠一体化的宏伟建筑矗立于碧水蓝天之间。

　　王氏宗祠按照旧貌重建成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祠堂，门前广场南首有一座5米高的纪念碑，周克玉上将题写了碑名。旧址门前西侧的碑墙介绍了当年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诞生经过。前殿门头匾额为陈毅之子陈昊苏题字。祠堂前殿为纪念馆，陈列了建阳县建县前后大量的珍贵文史资料，再现了抗日时期的峥嵘岁月，并介绍了高作乃至建湖境内抗日英贤，以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一定贡献的杰出人物的典型事迹。后面的主殿用作王氏祠堂。

　　牢记历史，不忘国耻，珍爱和平。恢复重建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在日本大搞“钓鱼岛国有化”闹剧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