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鲁艺烈士陵园坐落在建湖县庆丰镇的东平村，是为了纪念在庆丰镇北秦庄抗日殉难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鲁艺是它的简称)二队的烈士而建的。

从盐城市区乘车出发，沿着老盐(城)淮(安)公路向西向北再向西，过了马庄（庆丰镇），在一个招呼站下车，北行不多远，走过一座水泥栏杆砖石结构的小桥，便进入了陵园区。陵园四周，潺潺溪水萦绕，森森松柏常青。园的正中，矗立着一座十三米高的方碑，正面镌刻着原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题写的“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殉难烈士纪念碑”十五个工楷大字。全碑造型生动流畅，气势雄伟壮观。纪念碑西侧，建有烈士资料陈列馆。一进大门，赫然在目的是张爱萍的题字：“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永垂不朽”。馆内陈列着很多实物、照片、图画和文字资料。这些展品，件件都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鲁艺烈士浴血抗战的悲壮故事。

战地黄花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5日，由陈毅任军长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举行了隆重的重建大会。大江南北许多杰出的文化战士和进步青年纷纷向盐城聚拢，一所新型的艺术学院很快就在盐城贫儿院应运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华中鲁艺。

华中鲁艺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院长由刚任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兼，教导主任相继为丘东平、黄源。学院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外加一个普通班和一个少年班，共有师生四百多人。在刘少奇、陈毅的亲切关怀下，师生们在战斗中学习、成长，使鲁艺渐渐成为苏北乃至华中抗日文化的一面耀眼的旗帜。

未隔半年，日伪集中兵力向我盐阜地区进行扫荡，华中鲁艺根据军部指示，提前结束了各种专业课程的教学，于6月22日撤离盐城，在城西二十多里的黄家巷待了两天，就转移到五区农村即今庆丰镇一带。7月初，又随同军部与华中局机关来到距湖垛镇四公里的北左庄安营扎寨。

在北左庄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鲁艺师生常常分散到各乡各保，一边帮助群众车水、薅草、捉虫，一边向群众宣传抗日。田头、场头成了他们进行宣传的好阵地。为了普及抗战文艺，他们为群众办墙报、黑板报，出刊《民众书报》、《大家看》和《实习快报》，还向群众分发自己编印的诗歌、漫画、剧本和歌曲，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宣传新四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经过他们的宣传发动，仅南梁、北梁、沿塘三个乡就有近两千人懂得了“武装起来、保家卫国”的道理，积极报名参加农民自卫队，还有不少青年暂时置小家于不顾，直接报名参加了新四军。那时，恰好盐城县十四所中学在芦沟寺(今建湖县芦沟镇)联合举办夏令营。鲁艺师生闻讯，立即组织了临时服务团，前去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为全营的中学生讲述革命故事，教唱抗日歌曲，编演曲艺节目，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临时服务团还开赴高作、建阳等地，协助十二区召开农民自卫队万人检阅大会，充分显示了这支抗战文艺队伍的巨大作用。

华中鲁艺就象傲霜凌寒、迎风挺立的战地黄花，深深扎根在敌后根据地的群众沃土之中，鲜艳夺目，芳香四溢，永远给后来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无尽的力量。

喋血北秦庄

1941年7月下旬，日伪军兵分四路进攻盐城，企图一口吞掉重建不久的新四军军部。21日敌占湖垛镇；22日敌向东塘河推进时与我特务团接火，子弹曾打到陈毅军长的屋后。23日午后，军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的决议之一是将华中鲁艺师生分成两个队：院部和文学系、美术系编为一队，随军部行动；戏剧系、音乐系和普通班编为二队，另行转移。为了路上安全，又为二队临时组建了一个战斗班。

当日傍晚，二队师生从北左庄以东的陶家舍出发，打算取道吉家庄和北秦庄，赶到盐城西南的楼王庄去。所经之处，都是我群众基础较好的五区地段。午夜时分，队伍到了北秦庄，停下来歇了半宿。第二天拂晓，师生们冒着细蒙蒙的晨雾，继续赶路。戏剧系主任许晴带领战斗班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音乐系教授孟波在后队压阵，原教导主任、作家丘东平则居中照应首尾。

不料队伍走出庄子不多远，刚过了一道小桥，突然发现了意外的情况：二百多个配有机枪、迫击炮的日伪军已经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围了上来。这批敌人是来偷袭我《江淮日报》社的，而报社早在几天前就撤走了。见到被围困的师生，敌人一边忘形地嗷嗷乱叫，一边枪炮齐发，向师生们开火。面对这猝不及防的危急情势，二队师生毫无惧色，凭着仅有八支(一说六支)长短枪和二十来颗手榴弹，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同敌人苦苦对峙、周旋。草垛旁一声枪响，一个鬼子便应声倒地；沟浜上掷出一颗手榴弹，几个敌人就血肉横飞。

可是，这毕竟是一场力量悬殊的遭遇战。不到半小时后，许晴、丘东平等就商量决定：让戏剧系的袁万华立即带领大部分手无寸铁的师生向北突围，他俩与战斗班一起负责掩护。

据几十年后还健在的“老鲁艺”们回忆，与许晴并肩战斗的鲁艺“政治战士”洪明，曾多次劝许晴随同第一批师生后撤，许晴死活也不同意，他反问洪明：“我是指挥员，你说我能先撤吗？”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共产党员、戏剧家把活着的希望让给了别人，把死亡的威胁留给了自己，最后牺牲在坚守着的阵地上！

原教导主任丘东平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同敌人打起了“麻雀战”。他一会儿在风车旁，一会儿又到了小桥边，掩护着一批又一批师生冲过被敌人火力封锁的小桥，有的干脆下河游到北岸，到达安全地带。他自己在最后撤离前，回身看看是否还有师生落在后面，不幸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倒在了黄泥沟内。

戏剧系优秀党员袁万华是突围的组织者，他挥臂高呼：“在血泊中锻炼思想，在炮火中冲出生路，同志们跟我来！”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不少师生冒死冲过了敌人的火力网，有的不幸倒在了桥南，而他自己最终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一年，袁万华才十九岁！

未及撤走的普通班女生宋莹，为了免遭敌人的污辱，长时间泡在河水里不肯上岸，竟被凶残的敌人用刺刀猛刺头部而壮烈牺牲。

战斗班的戏剧系学生徐辉带着打完子弹的枪，拖着一条负伤的腿，被敌人追到河边。他用最后的气力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罢，纵身跳进河里，光荣献身。

还有八名不会游水的女生在遭到敌人追逼后，毅然投河自尽。心怀叵测的敌人气急败坏，将她们的遗体打捞上来，灭绝人性地用刺刀挑破她们的腹部，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当时已经隐蔽在草丛中的吴斌同学见了，义愤填膺，怒瞪圆目，一跃而起冲上前，扭住一个鬼子就打。最后，这位八姊妹的好兄弟也饮恨牺牲在日本军刀之下！

……

清晨是短暂的，而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却说不完、道不尽！鲁艺二队殉难烈士们伟大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大地为之震颤，江河为之动容，足可“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骄傲，也是全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在这场遭遇战中，丘东平、许晴、李锐(女)、袁万华、张炳炎、朱丹、魏征等师生和同行的新安旅行团负责人张平、张杰等三十多人壮烈牺牲；邵惟、石流、张修等六十二人被俘；前来助战的当地群众也有四人受伤，八人惨遭杀害！最终从村北小河上突围出去的二队师生不足七十人，只占原数的一半左右。

当敌人知道不幸被俘的师生并非《江淮日报》社工作人员后，便企图从他们口中了解更多的军事秘密，特别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六十二名被俘师生面对敌人的威逼与利诱，巧妙应对，虚与委蛇，始终没有一个吐露出半句实情。他们在被押送、囚禁期间，时刻不忘从敌人的魔爪下逃脱出来。仅在从北秦庄到盐城这短短不足四十公里的押送途中，就有五名师生机智地逃脱了敌人的羁绊，以后又有多人逃脱，他们都胜利回到了华中鲁艺，继续为抗战而奋斗不息。

永久的怀念

日伪军从北秦庄撤回湖垛据点后，突围出去和被当地群众掩护下来的几十名鲁艺二队师生，在普通班班主任、音乐家孟波的主持下，匆匆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又朝着新四军军部临时驻地――阜宁县的周门出发了。

到了周门，刘少奇亲切地慰问他们，又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丧气，要充满信心地继续战斗，为死难烈士报仇。陈毅也专门为此向报界发表了谈话，深切悼念鲁艺二队牺牲的同志，揭露敌人的罪恶行径。他还为新四军政治部编印的《革命烈士纪念文集》一书撰写了一篇《本军抗日将校题名录书端》，文中写道：

“……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他们)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致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

陈毅的这些话，充分反映了我党我军对鲁艺二队烈士们的无限痛惜和无尽缅怀之情。

华中鲁艺二队许晴、丘东平等师生在北秦庄遇难的噩耗一经传出，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以及全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报纸都立即予以报道，并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文艺界、教育界也纷纷举行集会，悼念殉难师生，抗议日寇暴行。1941年12月14日下午，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会堂举行“追悼青年作家丘东平大会”，到会的有艾青、丁玲、欧阳山、高长虹、吴奚如、陈荒煤、刘白羽等，他们都了解丘东平，知道他曾被期许为“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一致认为丘东平“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忠于革命。他的死是抗战以来文艺、文学上最大的损失”。

时至今日，从各地报刊上还能见到缅怀当年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的纪念文章。

几十年来，北秦庄及其附近村镇的干部群众一直都深深怀念着鲁艺二队牺牲了的那些师生。逢年过节，人们都备好供果，来到烈士墓前，祭奠先烈的英灵。

1984年，建湖县和庆丰镇两级政府在东平村七组境内建起了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陵园，将一座烈士群葬墓迁在纪念碑的正后方。群葬墓的两侧又各有一墓，东侧是丘东平烈士墓，西侧是许晴烈士墓。墓都呈长方型，高出地面五十几公分。墓的四周都植有灌木绿化带。伫立墓前，周围被一派肃穆宁静的气氛笼罩着，不由人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目前，这里已成为盐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时节，都有新四军老战士和全县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生前来祭扫与凭吊。

未完的故事及其它

1941年8月中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改建华中鲁艺，调出一部分学生到战斗部队和地方，留下的成立两个鲁迅艺术工作团(简称鲁工团)，一个直属军部，一个配给了三师。1942年12月，军部获悉日伪军要对我盐阜地区进行第二次“扫荡”，决定实行精兵简政，战斗部队迅即分散，化整为零，以便于战斗行动；而军、师两个鲁工团也因之宣告解散，大部分同志分赴全军各师，小部分同志则分配到各县文工团成为领导骨干，还有一些同志被就地分配到地方基层工作，后来这些人当中有的又被集中到三师八旅文工团。就在这年年底，军部也转移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去了。华中鲁艺连同后来的鲁工团，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年时间，却在华中地区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师生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陵园所在的庆丰镇这片大地，不但哺育了共和国杰出的外交家乔冠华，而且还催生了饮誉中外的传统杂技。庆丰镇有过一个俗称，叫“十八团”。这里原来东临黄海，沿海滩涂都是晒制海盐的盐场，灶户们聚居成十八个“团”。年深日久，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于是只好“废灶”，不晒盐了。废灶以后，一个“团”就变为一个自然村落，“十八团”的俗称就这样叫开了。

话说“十八团”的村民们废了灶无以为生，便纷纷练起了杂技，先是耍些石锁、石担之类，活动范围也只限于左近的农村。后来功夫越练越精进，名目越练越繁多，所谓“艺高人胆大”，有几户便联合组队，走出家乡，到外地去闯荡，后起仿效者也日益增多，大都以同一家族的人为主体，其中最著名的是高氏家族。

经过了不知多少年，“十八团”的杂技艺人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而“十八团”也得以和河北吴桥、山东聊城齐名，成为我国杂技艺术三大发祥地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十八团”杂技艺人为主体的建湖杂技团改名为盐城市杂技团。九十年代初，省政府又批准在建湖创建江苏省杂技培训中心。那些吮吸着“十八团”杂技沃土芳香的姑娘、后生们，继承着前辈的光荣传统，用智慧与勇敢铸就了“十八团”杂技的新的辉煌。目前，庆丰镇有两支农民杂技队和一个马戏团长期活跃在苏、浙、皖三省城乡。以“十八团”的年青人为骨干的盐城市杂技团还曾先后赴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韩国、美国等国家演出，向全世界人民宣传着盐城，播扬着魅力四射的东方文化。

转自《塘河流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