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与新四军东进部队会师后，盐城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因干部不足，八路军盐城办事处就开办了两期民运总队训练班，为开辟新区培养革命干部。当时，境内为盐城县四、五、六、十一、十二、十四等6个区，由盐城县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刘大谟任队长；接着又有30多人分赴十二区，队长先是原盐城县县委宣传部长王大林，后是原盐城县县委书记方秉文。第二批于1941年1月开始，陆续派遣民运队100多人，先后进驻四区、五区、六区、十一区。

民运队到基层后，先访贫问苦，了解阶级情况，了解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批民运队下乡不久，正逢年关，许多农民无粮过年；第二批民运队到后，正值春荒，农民普遍缺粮，忍饥挨饿。两批民运队工作均以解决粮食为重点，发起借粮和减租减息运动。他们串村走户，对广大贫下中农进行了“谁养活谁”的教育，并带着“揭不开锅”的农民到地主家借粮，接着又搞四六分收，二五减租。十四区联权乡农民在民运队干部方平的带领下，一次借粮100多担，安度了春荒。在该区串场河以西七个乡的清算租息运动中，一般的贫苦农民算回租息粮一二千斤，甚至五千斤。有了粮食，群众也就很快地发动起来了。通过减租减息、借粮斗争，培养锻炼成了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群团组织，民运队也就此在根据地群众中扎下了根。

借枪建抗日武装也是民运队的一项主要任务。当时借枪比借粮难得多，因为有枪的是地方上势力大的地主豪绅。各区民运队依靠骨干一个乡一个乡地搞武装，向群众宣传建立武装的重要性，并对上层民主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自觉地捐献枪支弹药，支援区、乡游击队抗日。对少数顽固分子，则通过既联合又斗争的办法，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用民族大义来感化他们，实在不行，就强行上门去借枪。楼夏庄（今颜单镇境内）士绅夏嵩，一人就献出步枪28支，从而壮大了区队武装力量。分工在四区新露乡的民运干部王志行，先后从地主家借出30支枪，在四区第一个建立了游击队。一次新兴场的日伪军联合下乡枪粮，王志行带领游击队，把敌人抢去的粮食、衣物、鸡鸭等全部夺回来还给群众，因而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经过民运干部的努力，地方武装很快地发展起来。日寇第一次大扫荡前，境内各区基本上都建立了区队，多数乡也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模范班、游击队，在敌后树起了一面面抗日大旗。

那时在建湖县搞民运工作的同志生活艰苦，每人每月只发45斤荒粮（编者注：原粮，未被加工的粮食。），90斤伙草及少量菜金，女同志加发点卫生费。在群众家代饭，群众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青黄不接之时，群众一天吃两顿，他们也吃两顿，有时用酱水当菜，省下钱来上交组织，支援抗日战争。外来民运干部中有不少是在城里长大的，但他们一点不摆架子，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把他们看成是共产党派来的亲人，称男同志为大爷、二爷，称女同志为二姑、三姑。为了接近群众，有些民运干部还与当地群众拜上了干亲，因此，群众对民运干部比亲人还亲。

那时，建湖县的工作条件较为恶劣，一是水网地带，隔河绕水，行动不便；二是土匪多，敌人据点多，随时有生命危险；三是封建势力大，开展工作难度大。尤其是荡区情况更加复杂，民运队还未站住脚，就遭到顽匪的暗算，如第一批到沿荡搞联防的民运干部李平，一到那里就被跟踪的西荡顽匪暗害。十二区民运队队长方秉文，在毗卢庵组织训练民兵，夜里遭到当地土匪袭击，光荣牺牲。组织上考虑了民运干部的安全，曾决定让他们暂住在地主家里，但由于怕群众有顾虑，加上有些地主的暗中勾结土匪，民运干部只好流动宿夜，往往一晚要转移几次，不让土匪钻空子。1941年5月，随着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有部分民运干部担任区、乡党组织负责人。当年7月中旬，日寇发动大扫荡，基层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上级指示，即采取一公开、二地下的办法，组织两线斗争，一线是公开领导群众和敌人战斗，一线是转入地下活动，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来民运干部陆续调离，但建湖人民永远忘不了当年与民运队同志结下的革命情谊，没有他们到建湖水乡开辟工作，就没有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当年的民运队是一支深受老区人民欢迎和爱戴的革命队伍。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在建湖大地上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