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蜚声中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形式特异的作品:《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关于这篇作品的创作动机，鲁迅说得非常明确:“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又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首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

　　应该说明的是，鲁迅并不反对一般的爱情诗。在《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他还挺身而出，为遭到守旧派攻击的汪静之的情诗集《蕙的风》辩护。他本人的作品中，也有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离婚》、《伤逝》，杂文《随感录四十·爱情》、《娜拉走后怎样》等。很清楚，鲁迅反对的只是那种无病呻吟、感情消沉的爱情诗。

　　那么，鲁迅创作《我的失恋》是否具体有所指呢？1978年4月26日，林辰先生请我在江苏餐厅吃午饭。席间，林老说，孙伏园先生告诉他，《我的失恋》虽然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但直接导因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徐志摩写过一篇散文《伤双栝老人》，就是为悼念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而作。林长民与林徽因虽属父女关系，但在生活和事业上互称“知己”。林长民曾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在徐志摩面前，林长民也放低了辈分，所以徐志摩自称是林长民身边“一个忘年的小友”。徐志摩虽然苦恋林徽因，但毕竟是出身于商人家庭，跟祖父是翰林、父亲担任过高官的林徽因门户不相当；更何况又有年龄的差距，离婚的经历，所以最后以失恋告终。

　　林徽因后来爱上了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双方才是门当户对，而且双方的父亲早在1919年就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创作《我的失恋》时，孙伏园正在编《晨报副刊》，收到这篇作品立即发排。但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到报馆去看大样，发现这篇作品已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已抽下来了。刘勉已是徐志摩的同乡和朋友，知道徐、林的这段恋情，所以对《我的失恋》一诗特别敏感，特别忌讳。孙伏园觉得对不起鲁迅，按捺不住火气，顺手给了刘勉已一耳光，立即表示辞职。鲁迅当时正在《晨报副刊》连载译文《苦闷的象征》，还发表其他作品，刘勉已均无异议，唯独不准登《我的失恋》这首诗。1924年10月31日，《晨报副刊》第259号刊登了一则《孙伏园启事》:“我已辞去晨报编辑职务，此后本刊稿件请直寄晨报编辑部。我个人信件请致寄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孙伏园辞职后，《晨报副刊》先后由刘勉已、汤鹤逸、丘景尼诸人接编，逐渐变成了新月派的刊物。1925年9月29日，刘勉已正式解除副刊部主任的兼职；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编了《晨报副刊》。

　　林辰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料专家，跟孙伏园先生交往甚密，治学素以严谨著称，他当然不会编造一则故事作为佐餐谈资。孙伏园先生是这场文坛风波的当事人，他的说法当然属于第一手资料，值得重视。林辰先生这次谈话，我当晚即作了整理记录，所以30年之后仍能准确的复述。

　　有意思的是，徐志摩当时把鲁迅当成朋友，并不知道鲁迅内心对他的反感。1924年2月21日，他在致英国友人魏雷(Arthur　Waley)说:“我们的一个朋友新出一本小说史略(鲁迅著)颇好，我也买一本寄给你。”同年11月17日，鲁迅、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徐志摩还主动投寄了一篇译诗(法国波特莱尔的《死尸》)，刊登在《语丝》第3期。鲁迅很快就在《语丝》第5期发表了一篇杂文《“音乐”》再次对徐志摩进行讽刺。他在《集外集·序言》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说:“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的……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

　　还需要考证的是:徐志摩究竟写过“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没有？据我所知，徐志摩在跟陆小曼恋爱时，曾说过“眉，我们死去吧，眉，你知道我怎样的爱你，呵眉”之类的痴语，但在1924年10月之前公开发表的诗作中，似乎并没有“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句子。但有一首诗颇值得注意，这就是未曾结集的《明星与夜蛾》。这首诗作为译作发表于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号》。同一号中，刊登了鲁迅的《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所以鲁迅肯定有机会读到徐志摩的这篇作品。奇怪的是，此诗发表时徐志摩注明原作者是“RoseMary”，但英国文学史上找不到这个作家，而且Mary也不属于英美人士的姓，所以徐志摩研究者怀疑这不是译作而是创作，是徐志摩借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来抒发自己的心声，表达他对林徽因的执着追求之情:“我/决意/要/取得/她，就使/我的/身躯丢失在/火焰/里，/我的/残毁的/翼子/永远/在/无尽的/黑夜里/振悸，/我/决意/取得/她。”八年后，36岁的徐志摩死于空难，他的身躯果然“丢失在火焰里”，残毁的机翼在浓雾弥漫的空中振悸……

　　最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还有这样一些句子:“恋爱/不是/居住/在/荒凉的/高原地方/……我/一定得去/寻求/她，/不问/她/在/哪里……”《我的失恋》一诗开头就写道:“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这种文句的类似，恐怕并不是偶然的巧合。《我的失恋》在《语丝》周刊第4期发表时，鲁迅又加写了一段，开头是:“我的所爱在豪家……”“豪家”跟林徽因出身的官宦之家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据我所知，除林辰先生之外，被鲁迅称为“诗孩”的孙席珍也认为鲁迅的《我的失恋》是针对“诗哲”徐志摩的。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诗中‘爱人赠我’和‘回她什么’各四，一般认为这是先生顺手写下的，未必有深意存乎其间，而实则不然。‘爱人’既然是豪门巨室的‘千金小姐’，所赠当然都是华美精巧的礼品，如‘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之类。‘诗哲’比较寒酸，献不出奇珍异宝，只能羞答答地报之以自作的诗文:一是猫头鹰，暗指所做的散文《济慈的〈夜莺歌〉》；二曰冰糖壶卢，暗指所作题为《冰糖壶卢》的二联诗；三曰发汗药，是从‘诗哲’与人论争理屈词穷时的詈人之语抽绎出来的，说是‘你头脑发热，给你两颗阿司匹灵清醒清醒吧！’四曰赤练蛇，是从‘诗哲’某篇文章提到希腊神话中人首蛇身的女妖引申出来，这一点我一时记不太清楚了。总之，四个‘回她什么’，个个都是有来历的，决非向壁虚造。”虽然有研究者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但孙先生的看法和林先生的说法都可以聊备一说。

鲁迅《我的失恋》手稿

选自《人民政协报》2009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