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漂泊古今天地间》。作为历史学者，我闭目沉思，神游八极，几千年来的世事沧桑，人物沉浮，在我的脑海里闪过。作为一名作家，我国内国外，萍踪万里，屐痕处处；闲来时，禁不住想天涯，思海角，但想得最多的，还是故土高作镇，特别是童年时住过的陆陈庄、蒋王庄、吕老舍南的三家村、大西庄、大卜舍。我常常在梦里回到这些村庄，上学读书，钓长鱼，摸河蚌，采菱角，在晚霞中捉红蜻蜓，看着河岸上盛开的合欢花，坐在水车上赶着老水牛不紧不慢地拉车，把河水戽到田里，灌溉绿油油的秧苗。

　　高作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一大片古老的土地上。从真实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万历年间的《盐城县志》是现存最早记载盐城地区历史的文献。《县志》上有“高作庵”（近代改称“广福禅院”）的记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编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高作河”的记载，指的是今高作镇东西流向的一条河。我的外祖母张老太是河西公兴庄南吕家大墩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9岁时嫁给了与她同岁的高作庄后庄的木匠曹嘉坤。外祖母卒于一九五一年腊月十三，这天正是她81岁大寿，全家欢聚一堂，给她拜寿，老人家含笑而逝。

　　老外婆曾说，她刚嫁来时，高作还未成镇，只有一户人家养马，有一座节孝牌坊（毁于“文革”）。可见，现有高作镇的老街的历史，也就一百多年。我三岁就记事了，犹记四岁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去外婆家，先到高作庵拜佛像。我看到金刚、罗汉，威严、凶猛，很害怕。母亲安慰我说，佛爷、菩萨都是保佑我们的。她又到街上买些茶食送给外婆。这时的镇上已很像样，街心条石铺路，店铺林立。卖布的店门面较大，柜台上立着竖匾“石鸿大”，据说是安徽迁来的。事实上，在整个江苏，过去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布店、茶叶店都是徽州人开的。除了“石鸿大”之外，高作后街的中药店“全义堂”，黑匾金字，不仅卖药，还制药。店主姓吕，全家人都很和善。他家是楼房，很宽敞。刘少奇、黄克诚、皮定钧等领导人都曾住过楼上。去年我回故里，才得知“全义堂”已被拆除，叹息良久。

　　从1942年到1949年，我在高作乡下读完初小、高小，后考入海南中学初中部。1943年，我在蒋王小学参加了抗日儿童团。团长是姚志石（已故），他比我大几岁，身材高大。其父姚文奎，人称姚三爷，急公好义，当上峰北乡民兵队长，不仅维持地方治安，还积极参加宣传演出，“撑湖船”。1946年，他已四十多岁，抛家别子，带头参军，不久任营指导员。1944年，在高作镇北的大村庄西北厢召开的高作区儿童团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区儿童团文娱委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路单，募捐废铁，动员参军，参加演出。我和二兄春才，妹妹玲英，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打花鼓，演小戏，尽心尽力。

　　我清楚地记得，在吕老舍西南的一个村庄，地近阿拉河，很僻静，新四军三师的枪械所，便设在这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称为中国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著有《把一切献给党》，红遍全国。吴老因装手榴弹，不慎爆炸，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被人急用担架抬到蒋王庄设在王恒德大爷家中的三师诊疗所救治。我亲眼看到他全身都是黑糊糊的，已不能说话。经治疗，并休养多日，他才康复，即又重返战斗岗位。

　　高作区小队长田中邦，与我家很熟。他身材高大，常扛着一挺轻机枪，走在区小队前面。他是神枪手，当时民谚有“死了王洪章（神枪手，后受伤被日寇所俘，囚于湖垛镇，最后惨遭杀害。游击队突袭日寇据点，抢回其遗体，公祭后安葬），又有田中邦”，可见其影响之大。

　　高作大地，是燃烧的大地，沸腾的大地，光荣的大地。   (作者系历史学家、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