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7年正月初二，属牛，今年78岁。1948年时我12岁，我父亲徐登坦49岁，建阳县芦沟区民建乡滕家舍人。48年春节以后，听说新四军在益林、东沟打仗，庄上干部动员人去做后勤。我们庄上派徐广玖、滕大鹏等人去。可滕大鹏不在家，弄运输船到苏南去做生意了，乡村干部就命令我父亲去，我父亲不肯，后来给了我家一百斤稻子做补偿。当时是带有强迫性的，不同意也不行。况且我家是上中农，也不敢得罪干部。父亲等人农历二月初六出发，由乡村干部陪同，一直送到益林部队上。

到了部队不久，国民党派飞机来扔炸弹，轰炸新四军的阵地。部队的人上了战场，他们做后勤的十几个人就躲到人家民房里，反正战争期间，家家没人。我父亲和徐广玖及北夏庄的一个姓柏的躲在人家的床底下，大气也不敢出，只听到机枪哒哒哒的扫射声和飞机俯冲投弹的呼啸声，好象就在头顶上。后来飞机走了，就看见国民党的部队端着枪冲了过来，广玖等人眼尖，推倒那户人家的后墙撒腿就跑，逃了出去。我父亲和姓柏的被国民党士兵抓住了。一个当官的问:“干什么的?”我父亲答:“卖小猪的。”因为益林一带的猪集繁荣，买猪卖猪的人很多。那个当官的说:“胡说!兵荒马乱的打起了仗，还卖什么猪?分明是给共产党做后勤的，带走!”于是，一群国民党士兵就押着父亲他们上了路。

广玖他们几个人冒着硝烟逃回了家。我母亲问他我父亲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们把他扔到哪里去了?他就回答国民党飞机扔炸弹、扫机枪，我们好不容易逃命回来，哪个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你要找自己去找政府，找我有什么用?我妈就哭着到乡里去要人，乡里回答，等等看，现在情况不明，过一阶段找找看。后来同去做后勤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唯有父亲下落不明。于是我妈就找人算命打卦算禄码，看看父亲死了没有，哪天死的，死在哪里?不久就从上边传来了我父亲被炸弹炸死的消息，妈妈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立即在家里设了灵堂，贴了牌位，每天烧香供饭，又为父亲烧七做斋，请和尚放焰口。

再说父亲上路以后，国民党士兵就让父亲替他们背枪，一人背12支步枪，每支至少七八斤重，差不多近百斤重量背在身上，每个人都汗流浃背。伙食很差，每顿就是一大碗糁子粥(大麦磨碎成颗粒做的稀糊)。就这样晓行夜宿，一直将父亲他们押送到徐州一带。然后天天替他们控战壕，累得半死不活。战壕挖好以后，仍不让这些民工回家，将父亲他们集中关押在一起，外面围起了铁丝网，门口有哨兵站岗。这时已到了农历四月，天气渐渐暖和，这些做后勤的民工，哪个不是家中的顶梁柱，看看农时到了，心里急得不行。于是，趁看守不备，就有人手撕嘴咬加脚踢，破开铁丝网逃了出去。有个民工爬铁丝网子，衣服刮破不算，下身的卵子都撕破了，鲜血直流。更加要命的是，天气越来越热，瘟疫流行，几乎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十几个人。国民党的长官害怕民工全部死光，于是也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放民工回家。问父亲他们是哪里人，父亲回答是盐城人，国民党军官说要把他们送回盐城。父亲他们一个不肯，生怕离了狼窝，再进虎口，坚持不要送，各人自己回家。于是从原路返回，走一路问一路，向东南方向而去。出发时，国民党军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做路费。但他们一行人谁也没有出过远门，都不知道徐州离家到底有多远，只知道很远很远。因此路上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白天饿了就乞讨，晚上过宿就钻草堆根，路上饿得半死，奄奄一息，人瘦得不成人形，好几天以后到达了阜宁县境。又走了天把，到了建阳西边公兴一带，终于遇到家乡熟人，托他们带信回家来接他回去。

口信终于带到了家。这时已到了五月端阳，父亲离家已近百日，妈妈无心裹粽子，正在张罗替父亲做六七，放焰口，听到消息，半信半疑，也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又有人带信来，说得明明白白，千真万确，母亲这才转悲为喜，撤去灵堂，剥下牌位，脱掉孝服，找父亲的三哥撑小船将父亲带回来。第二天晚上，父亲终于乘小船回到了家。父亲形容枯槁，黄皮包骨，眼窝深陷，灰尘满面，胡子足有几寸长，头发沾着灰土结成了团。母亲虽是大喜过望，却和父亲抱头痛哭。弟弟妹妹站在一旁呆呆地看，根本认不出来人竟是朝思暮想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