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天，笔者升入初中一年级后不久，就赶上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超龄生运动”。因为以前从未有过，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所以记忆犹新。开学个把月后，班主任忽然忙着找学生个别谈话，说是让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回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实际就是回家种田，挣工分。并且交代了年龄杠子，大意是属鸡的（虚龄16岁）凭自愿，属猴的（虚龄17岁）以上全部要“自愿报名”回家务农。有好事者还将年龄杠子编了个顺口溜，叫“鸡犬皆可留，死命猴子头”，意思是属猴的必须回家当农民。一听这话，有关的同学都傻了眼。大家辛辛苦苦的读了六年书，经过了两次选拔（四年级时由初小升高小，选拔一次；六年级升初中又选拔一次），刚刚进入初中，正在朦朦胧胧中编织美好的未来时，却突然遭此厄运，不亚于五雷轰顶。有的同学当场就哭了起来。有个姓陆的超龄生说：“我家三代贫农，祖祖辈辈不识字，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初中，板凳还未坐热，就要清退回家种田，我实在想不通。”班主任将他作为突破口，在他身上反复做工作，直到做通为止。后来在欢送超龄生的大会上，这位同学在台上现身说法，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口号声中，他一边发言，一边哭，后来干脆连讲稿也读不下去了。当天下午，这批同学就神色黯然，心情悲伤地离开了心仪的学校，我们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当时的裴刘初中，1960年初一招了两个班，清退超龄生，去掉了半个班，一个半班不好上课。正好芦沟初中初一两个班也清退了半个班，经上级协调，将裴中剩下的半个班撤并到芦中去了。可惜的是，这些被清退的超龄生回家后，既未“大办农业”，又未“大办粮食”。多数人多日闭门不出，感到没脸见人，有的人认为天塌下来了，整日以泪洗面，有两个人神情抑郁，得了精神病。后来，他们中不少人当了学徒，去学木匠、瓦匠、裁缝手艺了，真正种田的没有几个人，这和上级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前些日子和老同学闲聊，得知在那一年，小学六年级也搞了清退超龄生运动，只是年龄杠子下降了一岁而已。学生清退了，班级、生数双下降以后，教师也开始了清退，即“支农”和“精简下放”。据92版《建湖县教育志》载，“1961年，县委召开全县中小学教师支农誓师动员大会，批准100多名教师下乡支农。还动员了3000多名普中超龄学生和近1000名农中、民中初三学生提前毕业，回乡支农。”“九月中旬，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全县中小学超龄学生1720人被动员离校，充实农业第一线。”“1962年，建湖县师范学校、建湖县卫生学校和农业大学停办，精简全民教职工和民办教师630人。”

现在看来，这场轰轰烈烈的“清退超龄生”运动，实际上是58年教育大跃进带来的恶果。1958年，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大背景下，3月，县委召开文教大跃进誓师动员大会，掀起了“三入学、三普及”的高潮，即半文盲、学龄儿童、小学往届毕业生全部入学，普及农业中学、扫盲工作和民办小学。幼儿园由1957年的25所激增到600多所，小学由1957年的685所增加到726所，初中由1957年的5所增加到21所，1959年更增至23所，而且都是双轨。新增高中一所（上冈中学增设高中班）。9月，建湖师范学校创办，当年招生两个班，100人；又创办了建湖卫生学校，两个班，各招医生、护士50人；8月份还成立了农业大学一所，由县委书记成豫华兼任校长。

这种超越现实经济基础的“大跃进”，令财政不堪重负，只能是穷办、蛮干、低水平、不可持续。而且从一开始就编制不足，师资、校舍、教学设备严重短缺，注定了这种“大跃进”肯定是短命的。以后，1959年毛主席批判了彭、黄、张、周，反右倾保守，搞“持续跃进”，继续加大基建规模，搞“钢铁元帅升帐”，农村“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盛行，农业生产在频繁地大放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的假象下，实际上在大倒退。劳力去搞深翻、河网化，田里黄稻无人收；农村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有部分学校也推行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当时的初中生是吃商品粮的，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商品粮啊！

物极必反，欲速不达。尽管毛主席还在庐山和彭德怀争论“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时，由“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1960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力图纠偏。粮食是宝中之宝，当时的农业基础极为薄弱，农村一片荒凉，农民缺衣少食，所以才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这实际是一个急刹车，致使中小学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样大折腾的结果，以初中教育为例，1960年高峰期时，班级数137个，在校生6901人，而到了1963年，班级数为111个，在校生5039人，班级少了26个，学生数减少了1862人。当然，这样的刹车纠偏虽属无奈之举，但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