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争夺  蒋介石圈命司令

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中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江苏仪征人。1948年5月，孔庆桂乘扩建、修复要塞炮台的工程大捞了一把，又暗中通过油料主任把大量汽油倒卖给无锡的“锡澄汽车公司”，因分赃不匀，油料主任写信向国防部告发了孔庆桂。孔庆桂知道后，立即反手把汽油如数运回，退还了黄金，以免暗中一脚。但他私囊早饱，故主动辞去要塞司令职务，以享余年清福。国民党军队的官僚是惯于搞手脚的，孔庆桂自不例外。他亲自导演了一幕“造福民众，厥功甚伟”的贴金闹剧，一面组织在江阴建造“孔氏纪念亭”，举行“惜别会”，一面又串通江阴商贾名流飞电蒋介石“府赐慰留”的恳清书。蒋介石在发动全面进攻遭到惨败后，即着手加强江防守备，打算在江阴要塞换一个黄埔系少壮派的司令，接替年迈体弱的孔庆桂，故孔庆桂韵辞职申请正合蒋介石的心愿，遂于1948年6月初批准了孔的辞职，调任国防部空职无权的高级参谋。于是，围绕江阴要塞司令的出缺，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角逐。

江阴要塞司令一职是个肥缺。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职有权有地盘，那真是财源通海。江阴要塞有千亩良田可以出租；黄田港是南北贸易口岸，可以敲诈勒索，可以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机买卖，可以大吃空缺，进行贪污、中饱私囊。因此，这个肥缺一出，不少人垂涎三尺，竞相争夺，戴戎光就是其中之一。要塞地下党同志研究认为：国民党军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换一个陌生的要塞司令，非但我们的策反阵地不能巩固，反有失去的危险，这是一场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如能按我们的意愿选择一个司令，于我们控制要塞，取得信任，图谋发展是极有利的。因此，我们决定积极帮助戴戎光进行争夺要塞司令的活动。戴戎光是黄埔六期炮科毕业，曾留学日本，抗战胜利前，由其兄戴克光介绍给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是苏北涟水入，戴戎光是苏北阜宁人，可谓“大同乡”。顾祝同为培植亲信，决定保荐当时任陆军总部兵工处处长的戴戎光任要塞司令。戴戎光和我们是小同乡，且有世交关系，他本人与我的二哥唐君照是中学同学，他的弟弟戴曙光是共产党员，与唐秉琳也是同学。按照任用惯例，国民党的师长以上高级将领都是由蒋介石在保荐名单上的第一名圈定，并经过蒋介石的“面审”才能决定任命与否。因此，能否在保荐单上名列第一是被获准的关键，而戴戎光虽经顾祝同保荐，名字却排在后面的第五名，是绝无可能被蒋介石圈命的，但这份保荐单只有通过军务局长俞济时的签呈才能呈交蒋介石。我们知道戴戎光竞争司令需要钱，故在江阴“农民银行”领了一笔守备总队的经费，约有三十两黄金，由唐秉琳到南京亲自送给戴戎光，表示“要塞的官兵都欢迎你去当司令，要用钱，我们提供。”戴戎光甚为感激。他的大老婆连说：“真是及时雨啊！正在活动司令哩！”随即又通过吴广文和梅含章的关系去活动保荐名单的问题。那时梅含章任陆军总部兵工处的三科科长，吴广文也是该处科长，他们和当时任兵工处副处长的王德容同是黄埔八期的同学。梅含章在1943年曾参加“中国青年将校团”秘密组织，拥蒋反何（应钦）准备搞“清君侧”，被人诬指密告为“谋杀领袖，颠覆政府”，遭蒋介石逮捕关押。在梅的整个被押期间，吴广文一直照管其家属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查明“将校团”系“忠蒋反何”的组织，方予“无罪释放，另行安排”。梅因此对吴广文是感激不忘的。当时，保荐名单即将上送蒋介石，吴广文请梅含章通过他的学生即在军务局任上校参谋的朱永坤重新造表，把戴戎光的名字列在第一名，考语也写得最好，戴又用重金厚礼取得俞济时的默认，于第二天由俞签呈报送蒋介石。果不出所料，蒋介石照例在首名上画了个圈，戴戎光便成了江阴要塞司令。

戴戎光被圈命之后，极为高兴。按惯例，蒋介石要召见“面审”，看一看戴戎光是何许人也。蒋介石的“面审”完全是以貌取人，他自己剃光头，也喜欢别人“忠于校长”剃光头。戴戎光找来谙熟接见仪式的行家摸清蒋介石的癖好喜恶，把原来油亮的分头剃成光光的和尚头，以示“武将风度”。他了解蒋介石不喜欢军人镶金牙戴金戒指，戴戎光就把上门牙的一颗镶金牙去掉，以示“清廉朴素”。戴的这一套果然深受蒋介石的喜欢。召见中，蒋介石询问戴戎光对江防守备的“腹案”如何，戴将早已准备好的“腹案”滔滔说了一通。蒋介石鼓励他坚决反共，固守江防，戴表示“不负校长重任”。就此一见，也就更加效忠蒋介石，为其卖命了。

戴戎光走马上任，对我们当然很感激，也很信任。他一到要塞，就要把陆军总部兵工处的班底拉到要塞。他请吴广文当要塞参谋主任，王德容当要塞参谋长，梅含章接任唐秉琳的守备总队长，唐秉琳调任炮台总台长，这样既拉了班底，又借以铭谢。但对于吴广文、王德容来说实际是有职无权。为此，唐秉琳特地向吴广文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乘要塞扩编可以抓住实力，又与吴广文逐步策动王德容转向革命中来。吴、王欣然来到了要塞，我们的革命活动力量顿时加强，使策反工作更可加速顺利进行。1948年底，吴广文接任梅含章的守备总队长的职务，积极在守备总队进行策反，控制了守备总队。王德容同志原是陆军总部兵工处副处长，照他黄埔八期和陆大十五期的资历，早可在国民党里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他为人正直，有点清高，不愿拍马逢迎，在国民党军队里很不得志，一直担任副职，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渐由失望发展到强烈不满。有一次，我、吴广文、唐秉琳在一起，有意问王：“如果共产党打过来怎么办?”王把作战地图的垂帘一拉说：“那就欢迎他们过来！”这时梅含章破门而入，闻之一惊。梅含章是略知要塞地下党活动的，他虽没有参加要塞起义，在我军渡江的紧要关头，带领了要塞司令部机关的部分人员逃往上海去了，但也没有出卖要塞地下党。王德容思想上原采有一个顾虑，因其叔父王揖唐是北平伪政权的大汉奸，怕我党不信任他。我曾跟王说：“我们家也是地主，家父还是旧军界的营长，不是同样得到共产党的信任从事革命工作吗？你叔叔当汉奸，我们早知道你是反对的。”1948年六月，他正式表示支持和参加地下党组织的策反活动，根据他本人的表现和要求，1949年2月，我去苏北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时，提出了王德容入党的请求，当即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1949年初，游动炮兵团刚建立，并从台湾调来一个营的部队和装备，要塞地下党研究论定：一定要把这支部队抓到手，于是积极活动让王德容同志去掌握这支力量，在取得戴戎光的首肯后，王德容担任了游动炮兵团团长，梅含章接任了参谋长的空头职务。从此，江阴要塞的三支主要部队——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兵团都在地下党同志们的直接控制之下，落实了华中工委要我们“掌握实力，架空要塞司令”和“抓上层“的这一指示。

要塞工兵营是我利用在国防部三厅主管工兵、要塞等业务之便，利用戴戎光扩充实力的野心，促其向国防部打了申请报告之后，由我承办签呈意见，经当时的参谋次长刘斐同意上报，于1948年秋批准成立的。由于没有兵源，开始只是个空架子。要塞地下党研究考虑，为了便于我在要塞策反工作中有个公开的立足点，利用戴戎光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野心，在戴决定收编国民党黄桥自卫队（实是土匪还乡团）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工兵营。戴戎光为了报答我的签呈之“功”，并表示信任倚重之意，报请国防部调我担任少校营长。实际上我只是去挂名而已，如果真去履行营长职责，反而有碍手脚，不便进行要塞的全面策反活动。这时，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已是少校参谋，戴戎光有求于我，还想利用我在三厅掌管工兵和要塞业务之便，为他帮忙。挂职工兵营长使我具有双重身份，在要塞活动也就更加名正言顺。经我们安排，实际负责领导工兵营日常工作的是被我们争取过来的龙潜副营长。

要塞地下党在抓好上层，掌握实际指挥权的同时，还积极有效地进行了对中、下级军官一系列的策反活动。

地下党同志们的活动如分析形势、研究策反对象等，经常在江阴“利用纱厂”经理的日本式小浴室内进行，关起门来洗澡，既隐蔽又无干扰。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