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的一名老兵，说起来这已经是63年前的事。当时我不满17岁，经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我党地下党团书记唐君照同志介绍，进了由彭雪枫、张震同志主持的新四军河南确山军事训练班学习。6月结业，奉命至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随后组织上就布置我打进国民党部队长期埋伏，等待时机。我先在田家镇要塞（有我党总支部）当少尉服务员，宣传抗日统一战线。10月，为了取得国民党军队的“嫡系”身份，更深地打进国民党军队要害，考进了黄埔军校十六期一总队工兵科。抗战期间，我一直随所在部队转移各地，直到1946年春，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扬言要在3至6个月内消灭我党我军的紧张形势，我当即向华中党组织提出撤回解放区，从事正面斗争的要求。很快就得到我党华中区五地委的复示，要我继续留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此后几年，又经受了种种更加艰险的考验。而其中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在白区工作中，为党所做的两件事：一是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多次截获了重要军事情报。二是协助江阴要塞地下党负责人唐秉琳同志，成功地策反和组织江阴要塞官兵在我军渡江时举行战场起义。

    1946年春，我根据华中党组织的指示，打入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三厅是负责制定对我军的作战方略、计划、兵力部署，调遣和指挥各战区作战行动的军机要害部门，其所拟制的重大作战计划，都是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进行的。三厅又是敌特严密监控的单位，保密制度极严，稍有破绽，即有被怀疑而招逮捕被密裁的危险。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三厅一处（作战计划处）特种兵科少校作战参谋，主管全军工兵、要塞作战业务。

    从1946年冬至1949年春，我除了进行策反江阴要塞起义的工作外，曾先后截获了经蒋介石亲批的几个绝密作战文件：一、蒋军进行重点进攻时期的《全国作战方案及部署》；二、《以华东地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实施方案》；三、《二线补充兵用（200万人）的实施计划》；四、最新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以下简称《江防要图》）。此外，还有一些各别战区的作战计划等。

    获得这些重要文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在同事中广交朋友，扶困解难，或在请客吃饭、玩牌、舞会中建立友谊，从闲谈中或借口业务需要借阅文件，或协助书记官校对上呈或下发蒋介石亲阅亲批的作战文书时，趁机摘录。我所截获的这些军事情报，都通过地下党江阴交通联络站及时安全地送达华中党的领导机关。而我在1949年1月获得的国民党最新的《江防要图》，却是一次特殊机遇，至今回想起来，还真带有一点戏剧性色彩。

    1949年1月初，淮海战役以国民党的惨败结束。南京国防部已仓忙地向上海、曲江、广州方向撤移，准备逃往台湾。参谋总长顾祝同组成一个20人的江防指挥班子，亲率坐镇，随时与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共商大计，图作垂死挣扎。我也是这20个人中的一员。1月中旬，我参加了一次江防作战会议，会场主席台正中挂了一幅新作调整并经蒋介石批准的、以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绘制的《江防要图》。图上从右到左，即从上海、崇明岛到湖北宜昌的长江防线，均标明驻防部队和二线机动兵团的机动作战出击方向。像这样的绝密文件，一般是很难见到，更难获得的。当时我喜出望外，决心把它弄到手。作战会议保密规定严格，只准由一个保密员记录。我思量了一下，装闹肚子上厕所，出去抽烟，利用会中休息的机会，每次从右至左默记10至15个军、师部队番号。由于部队驻防，都在沿江县、市附近，容易记住。将每次所记忆的番号，兵力，躲在厕所里按顺序写在一张白纸上。就这样，把从上海至湖口，由汤恩伯指挥的京沪杭战区的18个军共75个师（45万人），和从湖口至宜昌，由白崇禧指挥的武汉战区的13个军共40个师（25万人），以及机动部队的出击方向等都记了下来。散会前，还默默地对照《江防要图》校核了一遍。怪得很，这个上午，我的精力非常集中，思绪敏锐，记忆力还特别强。可是，内心紧张，表面还装得若无其事。散会回到宿舍，大喘了一口气，很久才平静下来。

    这个情报十分重要，必须迅速送往苏北。第二天，我借口要向母、兄告别，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到了江阴。要塞地下党在唐秉琳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党小组会。大家研究分析了北平和谈和渡江作战形势。要塞地下党的策反工作进展很快，为不发生意外，保障我军安全渡江是没有问题的。会上归纳了五个重要问题亟需请示上级党解决，《江防要图》也必须立即上送。使大家为难的是：谁能过江担此重任呢？我当即提出，此行非常重要，你们要掌握部队，无法分身，我有一个月假期，而且情况熟悉，执行此任务比较合适。但敌人封江甚严，海军炮艇日夜巡逻频繁，见船击沉，格杀勿论。我的面目身份一旦被敌警特识破，地下党也必然暴露，3年的策反成果将前功尽弃。可是，只要我们准备充分，行动隐蔽，是可以闯过难关的。同志们考虑再三，只好硬着头皮同意我过江。

    1949年阴历年初二夜，我身穿长袍，头戴“马虎帽”，带了化名“王大中”的居民身份证，装成商人模样，由交通联络站负责人唐仲衡同志陪送到了张家港，只见有20多条小木船排列在港汊中。我跨上了经事先安排的王如宝老板的船上，在夜幕笼罩下，直向双山沙西尖芦苇丛方向划去。猛然听到驻守在沙上的敌二十一军哨兵的吼叫声，喝令停船靠岸。我忙要王老板停船，并嘱他准备金戒指和银元。前面几条船已划出较远，无法回头。只听“砰！砰”几声枪响，前面船上传来了妇女的哭声：“打死人了！”一个船工被打死了。这时一个黑胖的哨兵打着手电向我们的船舱里照了又照。口中骂骂咧咧地说：“封江了，你们想死呀！”王老板一面央求，一面把金戒指、银元向他手中塞。敌哨兵装着一本正经的小声说：“只准这一趟，下次可不行啦！”摆摆手示意快走。船像箭似的划出了双山沙，算是闯过了第一关。天刚拂晓，江北的新港镇已在眼前。只听镇上锣鼓喧天，群众正在欢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我顿感大江南北真是两个世界。因任务在身，我径直向盐城奔去，与阔别9年的二兄——我的革命引路人唐君照同志见面了。我俩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淮阴。华中工委的领导人陈丕显、管文蔚等同志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随即听取了我的汇报。首长们对江阴要塞地下党策反工作进展很快，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答复和解决了要塞地下党请示的五个问题。特别肯定了我冒很大危险获得的敌《江防要图》很重要很及时。当时就命我将敌《江防要图》详细标绘在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立即上报。首长还要我参加学习“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和有关渡江作战的文件后，再回江阴。

    3月初，我到了泰州，由第一军分区政委钟民派人送我到张黄港，搭乘直去上海的一只装有五六百条猪的大木船，星夜向上海驶去。途中，忽然听到江面上马达声由远而近，一艘敌海军巡逻艇靠到了我们的船边，上来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东张西望，要搜查。此时船老大走上去，忙和艇上的一个军官打招呼说：“我们是生意人，上海老百姓要靠我们运猪去给他们吃。请高抬贵手吧！”边说边把早已宰好放在船头上三只肥白的大猪往艇上拉。那军官二话未说，一挥手，我们的船就顺顺溜溜地开走了。我看出，船老大是久经此道的老把式，应付自如。

    由上海赶回江阴，已是深夜。地下党同志们见到我安然回来，都如释重负。他们忙告诉我又一件重大险情。在我过江后十几天，顾祝同的江防指挥班子，因江防吃紧，工作繁重，人手不够，派一位马科长到江阴催我回南京。唐秉琳急中生智，说我在苏州探望要塞疏散的家属时，被车撞伤肋骨，正住院治疗。随后，又从苏州办了一张“博习医院”的住院证明。巧在秉琳与马科长是老同事，经热情招待，送礼，马科长才返回复命交差。好在国防部以为我不愿干参谋，想当要塞工兵营长，未产生其他怀疑。这才糊弄到我回来。这时，顾祝同的小指挥班子因江防紧张，自顾不暇，也顾不上追究我的事了。

如今，我已经是白发盈颠的耄耋老人了，但是追忆往事，仍然是豪情满怀，因为历史永远肯定正义！

转自《新四军第三师（续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苏北）分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