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是建阳县（今建湖县）诞生的地方；

这里，曾是全县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

这里，曾是全县建国前村庄入党人数最多的村子；

这里，曾经有一座古老的建筑，1875年建的王氏宗祠，是建阳县的机关办公地。

这个村庄的名字叫——老王庄。

老王庄，位于高作镇长北村境内（原老庄、后庄、东庄合称为老王庄），抗战时期，这里的人民群众与新四军休戚与共，并肩战斗，打鬼子、斗敌顽，捉汉奸、除匪患、分田地、减租息，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抗战之歌。

 

前赴后继的父子交通员

 

1938年，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大部队开进高作一带，1941-1944年，新诞生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驻扎在老王庄，王氏宗祠从此成了新政权领导全县人民抗敌斗争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中心。老王庄大多数人家住着新四军、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金韬、唐君照、贺志芳、刘大谟、树海、方平、王大林等人与当地老百姓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在那烽火岁月里，流传着一个个地方百姓支持新四军、新政权抗日寇、斗敌顽的故事。

 

新四军，民运队，驻扎到老王庄之后，随着新的民主政权诞生，每天都有大批的指示、文件、信件需送往盐城及全县各区地下党手中。因此，当地群众义务承担传递指示、文件、信件的主要任务。老王庄及周边大批中青年成了共产党、新四军的交通员。其中，今年84岁的王学尊老人，就是当年交通员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1930年出生的王学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家中有姐弟7人，他排行老三（长子）。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王立铭是1937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那时，他以做豆腐生意作掩护，给新四军送情报，1941年临近春节的一天，他为新四军送情报给东乔庄地下党，回来的路上走到陈家堡（现陈堡村），被伪军侦探捉住，被押送到湖垛，受到严刑拷打，敌伪审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同时要他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单，王立铭坚决不说，始终说自己只是一个卖豆腐的生意人，结果被敌人关了好几天，但他坚贞不屈，始终保守新四军秘密。后来，经当时担任韩德勤伪政府、建湖镇镇长的亲属李某某担保，才被获释（李丝毫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回到家里，王立铭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不到20天时间就去世了，王立铭去世时，年仅39岁。新四军专门为王立铭举行了葬礼。当时王学尊最小的妹妹还在母亲腹中未出世，王学尊当年仅11岁，还不完全懂事。

 

从此，母亲王朱氏领着孩子艰难度日。她告诉王学尊姐弟：“你爷（父亲）是为打日本而死的。”在年幼的王学尊心中，深深埋藏了对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恨。

 

母亲常对几个子女说：“我们一定要支持新四军，赶走日本鬼子打败伪军，否则，我们穷人就没有安宁之日。”于是，他们全家放弃豆腐生意，一心一意为新四军服务。王学尊的妈妈和姐姐帮新四军做军鞋，洗衣被，搞后勤，烧火做饭，样样都干，他的弟弟王学培亦在村里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一见有可疑的人就向新四军和干部报告。他们待新四军如亲人。当年，县委书记金韬、徐婉珍夫妇就住在她家里，王学尊的母亲拜徐婉珍为干女儿，徐婉珍怀孕，她把徐婉珍当亲闺女一样，一日三餐，缝补浆洗，全由她负责。1942年，13岁的王学尊在母亲的熏陶下，前赴后继，子承父业，又担任了新四军的交通员重任。如今王学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交通站设在老王庄王立洋（3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家里，交通站长由王立洋担任，其交通站成员大多都是老王庄、陆陈庄、蒋王庄本地青年和熟悉情况的人。其中王学尊是当年年龄最小的交通员，还有王立高、王学会、王学忠、王观元、王学成等众多青年人。他们分别承担建湖境内各区、乡和盐城方向不同线路的情报信件、文件送达任务。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一喊就到，一叫就走，随时出发。领导考虑王学尊还年幼，就分配他跟随王立高，合成一组，从左庄、东乔庄到东陈堡，是离敌占区湖垛镇最近的线路，来去都要经过湖垛镇。有一次，王立高和王学尊装扮成“父子”（实际是本家叔侄关系），送重要情报到东乔庄。由于情报非常重要，组织决定派神枪手王学会跟随后面掩护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途径鸭蛋港，遇到两个敌特侦探尾随，欲抓住王立高、王学尊。为了甩掉敌人，他们两个人拼命地向北汤碾方向奔跑，敌人一边追，一边高喊：“抓住他们。”这时，离他们不远的王学会在后面开枪拦击敌人，敌人见势不妙退了回去。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送信途中，王学尊他们时常被坏人跟踪、盘问。有时看到王学尊人小，用糖果引诱，了解老王庄共产党、新四军人数和活动情况，叫他说实话。王学尊就是不说，也不要坏人的任何东西。王学尊多次凭着机智勇敢，坚决保护共产党和新四军机密。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领导的表扬。1943年，临近春节的一天，王学尊和王立高夜里一点多钟，送信到东乔庄，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座独木桥，王学尊一不小心掉到河里，寒冬腊月，伸手不见五指，王立高又不敢惊动人，自己只身下河救起王学尊，刺骨的河水，冻得叔侄俩直打哆嗦，他们敲开了桥口一户人家的门。告诉人家是做生意的。这家人见他们全身冻得发紫，用稻草火将他们的衣服烘干，黎明前，他们又匆匆离开，赶回老王庄。王学尊母亲每次见到儿子完成送情报任务回到家里，总是做一碗豆腐汤、一碗白米饭慰劳儿子（当时，新四军、老百姓和干部很少能吃大米，基本以杂粮、瓜菜、萝卜、山芋为主）。儿子出去，母亲总是再三叮嘱，一定要小心，务必把信送到，千万不要说出任何有关新四军的机密。她总是望着儿子出庄，一直等到儿子回来才放心。有时王学尊夜里出去，母亲和姐姐彻夜不眠，一直等到他回来才睡觉。就这样，王学尊子承父业，前赴后继当交通员，父子俩为抗日寇，打敌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老王庄前庄后舍被人们传为佳话。

 

英雄遍及老王庄

 

抗战时期，特别是新成立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进驻老王庄之后，共产党为巩固新诞生的民主政权，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肃反”运动，镇压反革命叛徒、特务、汉奸、土匪。新四军发动广大群众举报，一经查实，坚决镇压。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4年初，在老王庄被处决的敌特、叛徒、汉奸、土匪达300多名。

 

因此，敌人闻之跌胆掉魂，到处造谣惑众，向不明真相的群众宣传共产党、新四军、民运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同时，他们说老王庄是“杀人庄”。因为当时杀敌、捉特英雄都是老王庄及周边一带的青年。其中有王鸿章、田宗邦、王曰俊、王曰国、王海成、王学国、姜祝山、刘捷山、王俊等数十名活捉敌特、汉奸、叛徒、土匪的勇士，有逢战必胜的神枪手新四军、游击队、民运队员，数以百计的叛徒、汉奸、敌探、土匪被他们活捉，为保卫新政权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神枪手田宗邦。1907年出生的田宗邦，系老王庄一路之隔的大尖村人，1941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鬼子到阜宁永兴扫荡，无辜杀害民众三十多人，田宗邦的父亲亦在其中。为了报仇血恨，田宗邦踊跃报名参加新四军，他苦练杀敌本领，战斗中，他百发百中，被誉为“神枪手”。日伪尤其胆寒，当时在老王庄一带流传“鬼子要下乡，就怕田宗邦；见到田宗邦，鬼子必遭殃。”他先后参加过大小战斗五十余次，消灭敌人百余人，活捉土匪、汉奸、叛徒和敌探二十多人。为保护人民群众和新诞生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苏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其中，1944年夏季，田宗邦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在高作黄沟南桥执行任务时，驻扎在建阳西边的韩德勤顽敌第57军200余人来黄沟扒抢，被田宗邦发现后， 一梭子子弹（25发）打死11名敌匪，敌人见势不妙，连尸首都未来得及抢走，连滚带爬缩回建阳去了。这次战斗仅一小时，敌人伤亡20多人，并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大量猪、牛、羊、鸡、鸭家禽和衣物、粮食，而我军没有一人受伤。1944年6月的一天，湖垛伪军头子孙锦辉率领40多名伪军和鬼子下乡抢粮，正当敌人将抢到手的粮食装到船上，刚到季家堰河口时，被我区队发现。田宗邦接到命令，紧急带领部队拦击敌人运粮船只，说时迟，那时快，田宗邦沉着应战，举枪瞄准船上押运粮食的一个伪军，当场一命呜呼，上了西天。其余两个伪军见势不妙，一头冲进河里游走了。结果一船粮食被我区队押回。敌人不死心，又调来30多个鬼子，追运粮船只。田宗邦和全体指战员机智勇敢，沉着应战，坚决不让一粒粮食落入敌手。采取切断敌人的后路，包围伏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溜的溜，逃的逃，这次战斗共打死敌伪军八人，打伤五人，夺回粮食二十一担。

 

全家抗日王洪章。王洪章，1898年出生在建阳陈圩村（今建湖县建阳镇瓦瓷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盐城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各区乡组建地方抗日武装，王洪章参加6区冼穆乡（今高作）自卫队。某日，荡西顽匪前来抢劫，距庄子半里路，王洪章连放两枪，把两条匪船的“铃铛子”打得粉碎，顽匪吓得弃船逃命。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一区区委任命王洪章为湖丰乡民兵中队长。从此，他驰骋在抗日战场。他还动员儿子、儿媳王传志、祁东宝、王传中及侄子王传树、王传亮多人参加乡民兵中队。该中队共21名战士，王氏家族成员几乎占了一半，故有“王家将、父子兵”之称。

 

1942年5月的一天，湖垛日伪军至建阳一带“扫荡”，1个日本鬼子在屋顶用望远镜瞭望，被王洪章一枪击中。6月13日，湖垛伪军支队长王志良带领伪军到湖丰乡“扫荡”，遭到王洪章父子伏击，王志良被当场击毙。1943年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老王庄召开大会，授予王洪章“民兵英雄”称号，并发给小马枪1支。

 

放火烧敌王海成。王海成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系高作社乔加大队人，一九四二年参加模范班，年仅十四岁。他在家中排行最小，群众、区队队员均称之为“王小老汉”。

 

一九四三年端午节前后，湖垛日伪军企图占领建阳，切断我南北交通。消灭我区队和地方武装，扩大伪化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建阳县委命令独立团组织反扫荡，并在我区队模范班抽调三名突击手深入虎穴，破坏敌人老巢。王海成就是其中的一名。当天吃过晚饭，独立团及模范班突击手迅速包围了建阳。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和装备的实际情况，我方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放火烧房屋，迫使敌人撤走。小英雄王海成积极要求担任潜伏敌巢烧毁房屋的任务。在机枪的掩护下，小王十分机动灵活，一会儿隐蔽，一会儿侧身前进，迅速潜伏到指定地点，等待点火的命令。因敌我双方实力相差之大，部队几次强攻均未得手。拂晓前，上级命令采取第二道方案，小王迅速点燃大批房屋。敌人的机枪如同虎啸，小王的头发被子弹打串了一条沟也全然不顾。此时，机枪声、大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火烧房屋的劈扑声响成一片，建阳被围在一片火海之中。敌人见势不妙，就乖乖地从建阳撤走了。而小英雄“王小老汉”的名字却传遍了整个建阳县。

 

前赴后继两弟兄。王曰俊、王曰国是老王庄所在地西侧的本家两弟兄。抗战期间，是长北滩出名的抗敌英雄。1937年参加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弟兄俩同时入伍。同年（1941年）入党。经历了抗日烽火的枪林弹雨，身经百战，在老王庄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先后抓获叛徒多人，活捉鬼子多人，打死地方汉奸土匪多人，为新成立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敌人一提到王曰俊、王曰国心惊胆战、魂不附体。

 

1945年夏，我军解放盐城战斗打响，王曰俊当时正患病休养，领导未有安排他到前线参加攻打盐城。王曰俊得知情况后，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战斗，并写下了请战书，经领导再三劝说无效，只好同意他回队参加战斗，他与王曰国分在一个连。11月初，我军首先解放了伍佑，立即围攻盐城，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我军歼敌伪三十九师直属部队 5000余人。战斗中，王曰俊、王曰国身先士卒，勇猛顽强，冲锋在前，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11月8日凌晨，在猛烈的炮火中，王曰俊、王曰国和其他战友一起从盐城北门闸欲强攻入城。不料王曰俊被敌人一枪击中，壮烈牺牲。这时，只见王曰国和其他战友手握冲锋枪再次冲锋，为死去的弟兄报仇，讨还血债。强攻过程中，王曰国再次负重伤，左胳膊被敌人打断（后经医生抢救切除）。解放盐城后，王曰国成了老王庄有名的独臂英雄，新四军为王曰俊在老王庄举行隆重的葬礼，当时2000余人前来悼念王曰俊烈士。

 

军民一家鱼水情

 

1941年前后，新区政权拥军爱民工作做得特别好，军民关系如鱼水情深，亲如一家人。当时，新四军驻在老王庄、蒋王庄农村群众家里，每逢节日或从前线打仗归来，群众都杀猪宰羊送慰问品，慰劳亲人。

 

1942年一1943年，建阳休养所驻扎在高作区的老王庄、蒋王庄、大西庄、吕老舍等村舍，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伤病员。这些伤病员有的在前方作战光荣负伤后经前方医院治疗包扎后送至后方，有的因患重病而送休养所治疗的。群众把他们视为亲人，将床铺让给他们住，自家睡地铺；帮助伤病员缝洗衣被鞋袜，做军鞋慰劳军队。

 

春节前，峰北乡政府乡长、指导员与农救会长、妇女主任、民兵中队长，以及开明士绅代表和各村村长，敲锣打鼓地将猪、羊、牛肉、鸡、鸭、鱼、蛋等慰问品送至休养所表示慰问。在年初一的早上，凡是家中住有伤病员的房东，都向伤病员拜年，请他们吃大圆子，祝贺他们早日康复，新春愉快。书记县长金韬、唐君照、树海等领导到农家拜年，祝福新年。乡里领导也到休养所向所领导与工作人员拜年后，与村长至各户向伤病员拜年。休养所中午请乡村干部与房东户主聚餐，用大面盆子装鸡鱼肉蛋、卜页豆腐等招待大家，还请大家喝高粱酒表示答谢。

 

峰北乡农村业余剧团和村文娱队，除上午至各村敲锣打鼓在场头为伤病员和群众演出荡湖船、打连湘、挑花担、打花鼓、扭秧歌等文娱宣传节目外，下午还在蒋王庄东首广场上事先搭好的舞台上演戏，请休养所干部与伤病员同志坐前排看戏，地方干部与群众坐后排。演出节目有《劝郎去参军》、《参军立功》、《打垮日寇享太平》、《毛主席是大救星》等表演唱，以及《红鼻子参军》、《一刺刀》等地方淮戏。这些节(剧)目内容都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一条心，齐心保国保家打垮鬼子兵。伤病员大都是盐阜籍的新四军三师战士，他们喜爱地方戏，因此演出的节目深受他们与群众的欢迎。

 

与此同时，群众在中共建阳(今建湖)县委的领导重视下，县、区、乡(镇)的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教救会相继成立。1941年秋，高作镇有120多名青年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会。

 

高作镇离湖垛只有23里，盘踞在湖垛的日寇和伪军经常到高作“扫荡”，奸淫烧杀抢，人民恨之入骨。在恶劣的环境下，老王庄周围的青年在新四军的下，无所畏惧，组成10个小组，参加模范班，武装保卫家乡，日夜轮流值班，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监视敌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43年3月，日寇和伪军盘踞高作镇。高作青年民兵积极配合新四军区队和乡民兵中队，采取“敌驻我扰”的方针，经常于夜间在据点外围鸣枪扰乱敌人。果馓店青年姚怀龙，借敌人拉伕到据点里做工的机会，摸清敌人兵力、火力分布情况，为新四军区队活动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日寇由于区队和民兵的打击，下乡“扫荡”时又受到阻击，只在高作盘踞了18天，就被迫撤离。

 

高作镇青救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是多种多样的，有黑板报、墙头诗，写大标语，跳秧歌舞，唱革命歌曲等。此外，还组织青年剧团，排文娱节目，演抗日戏，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特别是在参军参战中，他们进行街头化装表演宣传，有花担子、湖船、大补缸、卖梨膏糖、表演唱、秧歌舞等文艺形式，宣传“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另外还演出《鱼水军民》、《红鼻子参军》、《张大伯送子参军》、《锄奸记》等小淮戏。通过宣传，鼓舞青年参军参战，掀起了父母送子，妻送丈夫，哥、姐送弟参军的高潮。

 

高作镇青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19位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4位青年脱产在本县或外地参加革命工作。他们的行动，深刻体现了军民一家鱼水情的深情厚意。

 

生死相依的“母女”一家人

 

1944年初，敌人调集大量兵力，对我新诞生的民主政权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进行围剿，企图一举消灭老王庄的共产党和新四军。敌人首先从阜宁、湖垛调集大量鬼子和伪军400余人，分别从阜宁、湖垛兵分两路，包围老王庄，企图一网打尽共产党、新四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按照毛主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方针，连夜组织当地群众和县政府机关紧急转移。为减少对当地群众的伤害和损失。领导决定拆除县政府机关办公地王氏宗祠，王氏族人积极响应，组织力量连夜拆除祠堂。与此同时，老王庄的群众紧急将家里食物藏起来，关门上锁，除少数年老体弱无法转移的外，大家投亲的投亲，随部队转移的转移。

 

此时此刻，唯有“一家三口”呆在家里坚决不走。其原因是县委书记金韬爱人徐婉珍（新四军干部）即将临产，住在王学尊家无法转移。

 

面对这位与王学尊母子结下“母女、姐弟”之情的新四军干部，王学尊母亲王朱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对王学尊说：“宝贝，妈妈和你留在家里，一起保护姐姐，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是你亲姐姐王巧云，坚决不能说姐姐是新四军，我们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块。”懂事的王学尊坚决听妈妈话留在家里。

 

第二天，敌人进庄挨家挨户搜查，翻箱倒柜，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嚣张之极。一群挎着长枪的伪军和鬼子闯入王学尊家中翻了个底朝天，恶狠狠地端着枪对准王学尊母亲问：“他们是你什么人？”“他们是我儿子和女儿”（其实王学尊的大姐王巧云已出嫁，其余姐妹随大部队转移了）。随即，又一把抓住王学尊大声吼叫：“她是你什么人？你如说假话就枪毙了你。”王学尊虽年幼，但当了几年交通员，早已领教过敌人的伎俩，他面不改色，紧紧与姐姐依偎在一起，坚定地回答：“她是我大姐王巧云，怀孕刚回来，准备做月子的（临产）。”敌人左盘右问，见王学尊母子一口咬定说眼前的青年大肚子妇女是闺女，找不出破绽。再一想，如今老王庄莫说共产党、新四军，就是普通百姓，早已跑了精光，不见踪影，哪有新四军敢落单留在老王庄。结果没有办法，只好悻悻离开。穷凶极恶的伪军和鬼子，找不着王学尊家里值钱的东西和有关新四军的证据，就将王学尊母亲饲养的准备给徐婉珍生孩子补身体的几只鸡抢走了。

 

王学尊还亲眼见其他鬼子和伪军将空无一人的邻居王立仲家里洗劫一空。王立仲全家临走时，家里有一头肥猪，怕被敌人抢走，将猪杀了，藏在门前的草堆里，结果被敌人发现后抬到独轮车上推走了。这次扫荡老王庄几乎家家户户被洗劫一空，老百姓未来得及带走的东西，全被敌人抢走。这时只见三四百人的日伪军队伍，杀气腾腾由老王庄过滩河桥南，不到一小时，只见陆陈庄、蒋王庄、大西庄火光冲天，一片哀嚎，使广大无辜百姓遭受着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敌人走后，王学尊的母亲抱着徐婉珍和儿子“母子三人”失声痛哭，被惊吓得大汗淋漓，但感到十分欣慰，他们母子保住了新四军徐婉珍两条人命，使徐婉珍虎口余生，他们无怨无悔。而此时此刻，徐婉珍更为有王学尊这样小弟弟临危不惧，保护姐姐的精神所感动。金韬更是感慨万千，他对王朱氏母子临危不惧、生死相依的大无畏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他在多次讲话中这样说：“党、军队（新四军）和人民血脉相连，没有人民便没有我们的一切，没有人民就无法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从此他们夫妇与王学尊母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徐婉珍在多次回忆中说：“当时，如果没有王学尊母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那肯定会落入虎口，早就不在人世了。是他们母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们就是我亲妈妈和亲弟弟。”黄克诚师长、唐君照县长等领导多次表扬王朱氏母子临危不惧，保护新四军干部的英勇壮举。这段往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在高作一带仍被人们传为佳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徐婉珍曾请当时金韬警卫员王学会（时任广州某军工厂党委书记）专程来到老王庄（长北滩），寻找当时的救命恩人（因她本人患病无法行走），并委托王学会为王学尊全家每人做一套衣服，以表达感激之情。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王为根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新四军老战士。

 

让祠、拆祠、建祠传佳话

 

在老王庄有一座带有革命情结的古老建筑，那就是王氏宗祠，建于1875年清光绪年间，是居住在这里的王氏族人为祭奠祖先而建。宗祠建造先后花了三十年时间，是王氏族人历史与心血的见证。

 

抗战时期，正是这座祠堂，为革命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新诞生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办公地。然而在这期间，王氏族人从让祠、拆祠，为了抗日事业，他们毁家报国，无怨无悔。“没有国，哪有家”，这是王氏族人的共识。在那特殊年代，显得多么难能可贵。如今70年过去了，这座打着革命印记的古老建筑，在新四军老战士王俊等众多革命老干部的倡导下得以复建，使之成为红色旅游圣地，不仅恢复了家族记忆，更重要的是恢复了民族记忆。从让祠、拆祠到建祠看一个家族的民族精神。

 

当你走进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王氏宗祠），“让我们回眸历史，轻轻地走近那远去的战争；让我们聆听回音，静静地缅怀那不屈的忠魂；让我们探访展馆，深情地寻找那为建阳县而战的骁将雄兵……”一走进“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王氏宗祠）的大门，就被大量图照、文献史料将思绪带回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1938年-1945年，日寇的铁蹄踏上盐阜大地。建阳县（后更名为建湖县）是革命老区，1940年10月，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在此开展抗日活动，并派出多批民运队进入境内发动群众，组织开辟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日伪对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地盐城发动第一次扫荡。刘少奇、陈毅率部从盐城转移至“西北乡”的钟庄北左庄和老王庄一带。

 

1941年9月18日，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机关初设长北滩，王氏宗族族长王德辅等人主动请出祖龛，腾出祠堂给新诞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办公、开会之用。

 

王氏祠堂占地4亩左右。祠堂四周环水，便于保卫保密。县委、县政府曾多次在此召开秘密会议，做出重大部署，刘少奇、陈毅、粟裕、张爱萍、黄克诚、赖传珠和时任新四军盐阜军区司令员洪学智等共产党、新四军等许多民主人士曾经在这里战斗过。

 

1944年之前，建阳县委、县政府均在此办公，号召和领导全县人民抗击日寇、锄奸捉特，扩充民兵、参军支前、减租减息、促进生产；整顿私塾、创办学校……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4年初，因日伪军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新四军和新诞生的民主政权，敌人直扑老王庄，围剿新四军。县政府转移时，为坚壁清野，抗日民主政府与王氏族长商量将宗祠拆掉。至此，在拆除祠堂的时刻，百姓明烛祈祷，愿新四军、共产党早日打败日本鬼子，赶走伪军，成立新中国，复建新祠堂，夜空中王氏族人跪成一排，痛哭流涕，拆祠离家（跑反），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大家为了民族的利益，宁愿牺牲家族的利益，他们大义凛然，无怨无悔。王氏百年宗祠在那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毁于一旦。新中国成立后，到了1950年，村民们用拆下来的砖瓦在旧址上建立了条龙小学，1970年代学校要合并集中，条龙小学又被拆除，那些老砖古瓦又被搬运到村中心，用于长北小学的建设。

 

此后，王氏宗祠变成了一块荒芜之地，进而渐渐变成了一块十边地。而王氏宗祠在抗日战争中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在老王庄一带已经成为了口口相传的故事，在长北村、蒋王村成年人几乎都能给你讲上一大段。

 

建县70周年前后，建湖籍在京160多名老干部和旧址所在地高作镇长北村、蒋王村近200户群众联名倡议，在县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多名政协委员提交恢复重建旧址的议案。年近九旬的老干部王俊 多次赶赴家乡旧址考察，多方协调指导，发动亲友带头捐款，并亲自当顾问，组建了“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王氏宗祠）筹建委员会”，印发简报，介绍历史，激发王氏后人、新四军老战士主动捐款，使得重建工作顺利进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建，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与王氏宗祠为一体的宏伟建筑矗立于碧水蓝天之中。纪念馆内陈列了建阳县建县前后大量的珍贵文史资料，再现了抗日烽火的峥嵘岁月，并介绍了高作乃至建湖境内抗日英贤，以及现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一定贡献的杰出人物的典型事迹。

 

王氏宗祠按照旧貌重建成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祠堂，前殿门头匾额为陈毅之子陈昊苏题字。门前有一座5米高的纪念碑，周克玉上将题写了“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王氏宗祠）纪念碑”碑名；新建在旧址门前西侧的碑墙。介绍了当年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诞生经过。祠堂将大半笔墨都用于介绍建阳县（建湖县）的抗战史、发展史，后面的主殿用作王氏祠堂。

 

牢记历史，不忘国耻，珍爱和平。恢复重建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在日本大搞“钓鱼岛”闹剧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史料根据当年老交通员王学尊口述；《高作社志》；《艺文枝叶》、《建湖民族英雄传》及《王氏宗谱》、《塘河流韵》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