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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东大队:农业学大寨中坚持副业承包与工匠单干(唐张新)

发布日期:2011/10/17 15:12:54  阅读:1445  【字体:
 
 
 
    1975年年底,建湖召开了规模很大的一年建成大寨县的誓师大会,在这个会上下发了一些由县学大寨工作队调查整理的参阅材料,原先这些参阅材料都标有“绝密”密级,在会上下发时则标明“会后收回”,几十年后再看到这样的字样,仍然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这些材料中通报的都是与农业学大寨背道而驰的一些反面典型,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农村干群自发生产、追求富足生活的歪曲。如果我们来个否定之否定,那么就可以从中了解到在文革那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人们追求富裕生活的决心与机智,也由此可以体会到改革开放是怎样的顺应了民心民意。其中《沙庄公社荡东大队副业和工匠单干情况的初步调查》正是这样的一份材料。
 
    沙庄公社荡东大队即后来的蒋营镇荡东村,前几年合村并组时,与三合村合并为合荡村。即使在“文革”期间荡东大队也是全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大队,但是这种富裕却不仅仅是来自于当地荡滩资源丰富,用这份调查材料中的话讲“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这个大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既然说到激烈,说明“小生产习惯势力”很有市场,而且当地的党政组织似乎也未采取坚决有效的行动。实际上,这也是告诉我们当地干群通过发展副业,通过各自辛勤劳动,在那个特殊时代为自己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从这份调查材料看,当时荡东干群发家致富主要集中在副业生产上,方式有四种:
 
    一是织蒲包。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叫男的“玩杂技”,女的“弹钢琴”。所谓“玩杂技”,是指踏石磙碾压蒲草;所谓“弹钢琴”,是指编织蒲包。调查材料对这种老少齐动手,家家织蒲包的描述,倒很是生动。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积极地织蒲包呢?调查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每百斤蒲价三元,可以加工成70至75只包,每只包售价二角,每百斤蒲织成的包可卖15元左右。快手每天可织24至26只包,除去成本一元外,可净得三元多。”开始这种织包,队里是作为一种集体副业来搞的,所以会分给大家一些蒲草,但因为分到各家编织,快手人家队里分的不够织,便自己到冈西、庆丰等地去采购。这个项目给群众带来的实惠是很大的,其中有个代销点营业员时间比较充足些,1974年一年全家人织蒲包用草3000多斤,除本获利达300多元,要知道当时这相当于一个全民工全年的工资。正因为织蒲包能获利,当时不少干群“争原料,抢时间,热心织包,不肯务农”,有的“上工迟,收工早,一时一刻不放松,争分争秒织蒲包”,有的“夜里脚踏‘风火轮’(石磙子),白天下地没精神”,副业队长甚至为分蒲问题还与队长打了一架。
 
    二是养老鸭。“要得发,养老鸭。”调查中的结论说,这句话“点明私人养鸭是发财致富的邪路”。其实自古以来,在沿荡地区这都是条发财致富的实路。只是要养好鸭子,人是很辛苦的,正因为如此,完全以集体经营的形式,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项工作。荡东大队当时共有九趟老鸭,其中有六趟是本大队集体包给私人的,还有三趟则是荡东人承包外面大队的。包本大队的是实行五包,即包工分、饲料、鸭数、钱数、人员,给外队包养的交钱记工或交一定数量的公益金给户口所在队。当时荡东八队有位姓王的农民包养邻近大队100只鸭,邻队集体给王每只鸭子42斤饲料粮,并记3个工日,王包每只鸭子10元。有人给王算了一笔账,10元当时可买15斤鸭蛋,即110只蛋左右,而如果会养的话,一只鸭子每年可下180到200只蛋,这样每只鸭子王私人就可得70至90只蛋,可卖到8元钱,再说荡东地处沿荡,水草鱼虾极多,饲料也可以节省一笔。在为集体放鸭时,王还自己带放了数十只老鸭,同时还捕鱼捉蟹。这样一来,眼红的人不少,议论说:“三年老鸭一养,官都怕做。老王一个月的收入要超过十六级干部。”当时十六级干部的月工资是101元,而全县十六级干部只有几位。
 
    三是搞三机五匠等杂活。三机,缝纫机、摇面机、搅绳机;五匠,笆匠、瓦匠、杂匠、木匠,还有理发匠。当时荡东一个大队有16台缝纫机,有的人家有两台,这样一年到头做衣服来钱快得很,自然顾不上集体的大田生产。所以同样有眼红者要发议论,说:“只要机器响,不管田里长不长。”除了缝纫,还有人家有摇面机、搅绳机,数十名五匠,还有两个杀猪的,这些人的收入都是比较高的,就拿木匠来说,“斧头一夹,一天一块八。”当时一个壮劳力在大田里干农活,只能记上一个工,而这一个工在当时折到5角钱的话就是比较好的队的。三机五匠,搞得人心不稳,影响农业生产,影响集体出工。于是荡东大队便想到把他们集中起来,可是拉起来快,散起来也快。群众说:“鸡(三机)常崩栏,将(五匠)常出阵。干部发毛,大家生气。”
 
    四是捕鱼捉蟹。荡东地处沿荡地区,大多数人都有一套捕鱼捉蟹的本领。当时的调查表明,经常捞鱼摸虾,卖钱自上腰包的有20人左右,特别是要夏秋时节,一些人找借口不下大田去扯洋工,而是去捕鱼捉蟹所谓“捞鱼摸虾,胜于种庄稼”正是当时许多人的心态。一位捕鱼精说了实话:“我家三间大瓦房就是靠织蒲包、捕鱼摸虾砌起来的。”事实上,如果靠挣工分,真的是驴年马月也砌不起新房。当时搞这一行要有两个眼尖,一个是捕鱼时眼尖,这样收获成果才大,二个是卖鱼时眼要尖,稍不注意就会被大队查处的人拦处,或是被工商所的人查住,那样搞得不好,不但会被没收鱼虾,还会批斗一番。
 
    由于是对副业与工匠单干情况的通报,这份调查并未涉及到更广大农民当时还有的一些发家致富的门道,比如自留田上下工夫就是最突出最普遍的。面对群众自发致富的追求,在当时自然是要上纲上线,并且严厉加以制止的。这份调查最后提出,应该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坚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并建议“发动群众讨论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把副业和五匠管好”。因为没有看到反映荡东大队被通报后的行动材料,也就不知道整顿的效果如何。但按照当时的背景来看,在全县农业学寨会议上被作为反面典型通报,沙庄公社的党委就必须高度重视,采取行动坚决纠正,要知道这在当时大家都不会仅仅从生产发展上来认识的,而会感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当然,也不论当时采取了什么行动,历史还是证明这些农民自己靠勤劳致富,总归还是正确的道路。
 
    【注】本文材料主要依据建湖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办公室1975年11月26日编发的《参阅材料》第四期,建湖县档案局101号(永久)案卷。原材料署名为“驻沙庄公社荡东大队工作队”。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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