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兴起的新淮戏，是淮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但为淮剧以后发展、定型奠定了基础，而且紧密地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巩固和发展服务，显示了它的社会价值。

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盐阜抗日根据地，由于与当地老百姓的沟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想到了老百姓喜爱的地方戏，将淮剧作为一种文化武器，向民众宣传抗日。当时新四军队伍里汇集着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如著名的剧作家阿英（钱杏邨），音乐家贺绿汀、章枚，戏剧家丘东平、钱相摩等，他们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的关心指导下，利用淮戏这一艺术形式，从编、导着手，采用“旧瓶装新醋”，去其糟粕，注入革命的政治元素，为现实斗争服务，开创了淮剧艺术创作演出现代戏的新风。淮戏原是一种谋生手段，唱“门叹词”沿街乞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是“三可子”阶段，仍有许多艺人到处流浪，草台班子遍地皆是，也是以谋生为主要目的。直到民主建政，淮戏才真正成为人民大众和革命事业的艺术，产生了质的变化。不久，盐阜区成立淮戏研究会，编创了新淮调、新悲调等唱腔，并吸收扬州小开口等一些曲子，使淮剧的唱腔更加丰富。淮剧因此脱胎换骨，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民众面前，深受大家认同。这一时期的盐阜地方戏被称为“新淮戏”。

1941年4月，“苏北文化协会”成立，盐阜区各县淮戏得到了蓬勃发展。是年5月底，为适应抗战文化需要，湖垛（今县城）成立“大众剧团”，开始上演由专业文艺工作者编排的新淮戏。1941年9月建阳县肇建后，县政府在西北厢专门举办新淮戏培训班，教唱新淮调，并辅导化妆、导演，为普及新淮戏培训了一大批骨干。1942年夏、秋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来后，境内剧团则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可谓村村锣鼓、庄庄弦歌、乡乡办剧团，出现了一股新淮戏热。建阳县（建湖县前身）除有县文工团外，各个区及乡镇都有业余文工团或业余剧团，有不少教救会、学校也有淮戏演唱队。新淮戏以自己的演出样式，唱的是淮调，说的是建湖方言土语，演的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家乡事，因此很受群众欢迎。其中建阳文工团、高作文工团、新阳剧团、华射剧团和二区教工剧团、海南中学剧团尤为活跃，他们不仅在根据地、游击区演出新淮戏，还到敌占区附近村庄去宣传演出，充分发挥了文艺的战斗作用。建阳文工团和高作文工团还多次与鲁艺文工团、三师文工团同台演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曾观看军民联谊演出，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1945年7月，高作区在西北厢举行以新淮戏为主的文艺会演，全区13个乡镇剧团260名演员参加，历时三天，盛况空前。其他各个区都在搞会演，声势很大。演唱新淮戏已成为解放区的一种风尚。

革命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各级领导在贯彻执行各项任务时，都利用新淮戏为宣传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如发动参军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时，普遍排演了《好男儿》、《红鼻子参军》、《过关》、《去参军》等剧目，其结果是哪里演这些戏，那里就出现参加热潮。有时演戏刚结束，就有青年上台报名参军或父母为儿子报名参军。1943年搞参军动员运动，建阳县参军宣传在盐阜区最红火，村村锣鼓响，乡乡都演戏，荣获盐阜地委“参动歌声遍建阳”的锦旗和嘉奖。又如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组织演出《照减不误》、《路遥知马力》、《保翻身》、《干到底》、《绝头路》、《生死同心》、《眼前报》等剧目，立刻就出现群众组织起来杀鸡盟誓，掀起反内战求解放的高潮。再如在组织大生产活动中，演出《兄妹开荒》、《懒龙伸腰》、《组织起来》、《同心土变金》等剧目，马上就在全县农村出现“家家纺纱、户户织布、村村办油榨”的生产自救场面。单赵墩一个村，就有422架纺纱车和6个织布（巾）工场，还开办了12家油坊，解决了抗日和生活的急需。那时，淮剧艺术已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一有重大任务和决策，都有相应的剧本产生为其服务。新淮戏已占领农村整个舞台。老百姓说，要想了解抗日民主大事，看看新淮戏就知道了。新淮戏因此有着新的活力和生命力。